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李敦敏夸张的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以轻易当大官，便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因为活字印刷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着，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听着。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要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力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议，让他收购一家活字印刷坊，改进印刷术。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他虽然知道活字印书坊利润并不高——它在硬件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是在软件成本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像也说不定的。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贯钱买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个招牌叫“桑氏印书坊”。
10
虽然石越很希望能够在春节里和印刷工人们探讨一下木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新式的生产流程细节的可行性，但是他毕竟无法阻止人们希望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年这样朴实的愿望，而他自己，也很希望领略一下十一世纪宋代春节的气氛。可是石越同时也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紧迫感，相对于他想要做的事情来说，他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石越来到了这个时代，但是他依然和这个时代不太相融，因为这个世界普遍的作风是相当的优雅，而他则显得急促了一些，这是无可奈何的矛盾……
除夕的那一天，石越惊讶的发现鞭炮在当时的工艺水平并不逊于自己的时代。他倚门望着那“噼里叭啦”作响的鞭炮，突然有点讽刺的想道：“这个东西也许是这个时代里我最熟悉的事物了……一零六九年算是结束了，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我似乎已经慢慢溶入了这个社会，看来我的适应能力还真是惊人呀。如果换了意志脆弱的人，只怕早就死掉了吧？”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嘴角就不自觉的露出了自嘲式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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