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的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的一笑，反问道：“曾公，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省官益俸养廉，祖宗之法甚佳，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在下却听说，治国需得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亦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曾公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的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梗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公，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8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的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的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的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覆，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的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的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的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心。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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