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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淮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毕竟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这是石越欲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16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都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周礼》之中，惟《冬官》不存，故当今之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正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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