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越的本意，其实从来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部着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部着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但是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石越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只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部书之后的感觉，却并无二致。
18
熙宁三年九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请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石越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汴京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更加激烈了，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谨慎行事推行新法，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19]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牙切齿。
与司马光冰炭不相容的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一箭之仇；而司马光却毫不动摇的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终于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差不多同时，司马光也终于认定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皇帝已经不可能接纳自己的主张，便决心离开朝廷，于是主动向皇帝请求出外[20]，而此时正逢宋夏战事重燃，五月份双方在庆州一带交战，八月西夏更是全国动员，合兵三十万之众进攻环庆，虽未占到大便宜，但宋朝却也不敢等闲视之，新任参知政事韩绛刚刚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前去主持大局，新党遂趁机托言司马光是当世名臣，闻名于辽夏，建议让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亦即是陕西，协助韩绛一道应付西北局面。这亦是一石双鸟之计，一则国难当头，司马光无法推脱，正好借机将司马光赶出权力中心；一则司马光到底不过是一介文臣，并不知兵，到了陕西，正好给人看笑话。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有人突然污告他贩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明显就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正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三朝元老韩琦赠银三百两给苏轼，他也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控走私食盐、苏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琦的赠银，也被说成是沽名钓誉之举。皇帝赵顼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到底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这时的苏轼也只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带着愁容。
石越和苏轼交情已是不浅，见了苏轼之后，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略略一说，因为怕让石越更加不愿入仕，反而强笑着安慰石越道：“我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21]，也未必有事，王驸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切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驸马，是宋代着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说道：“司马光权知永兴军，不久罢判西京御史台，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奇道：“君实判西京御史台？”
石越自知失言，连忙掩饰道：“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
苏轼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事情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便想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上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苏轼的命运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自己做了这许多的事情，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改变？只得干笑几声，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见他如此说，倒也不以为意，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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