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四三
这个夏天留下了一个血腥时间，也留下了一堆问题。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上校为什么要那样做，既割小瞎子舌头又挑他手筋？割了就割了，怎么又给他伤口缝针？这似乎是矛盾的。问表哥，表哥总叫我少管闲事，不搭理我。表哥很怪的，自从小瞎子出事后像变了个人，不爱来我家，平时也不大爱抛头露面，整个人有点蔫掉。肉钳子也有这种倾向，不像以前那么活络。尤其提到小瞎子受害的事，两人一律沉默，躲开，避掉。他们好像为小瞎子的事伤透了心，悲伤的阴影叠着恐惧的心理，人像被霜打的嫩叶子，失去了往时的神气，幽暗下来。只有野路子，因为以前常受小瞎子排挤，吵过架，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反正他一下冒出风头，是一枝独秀的样子，经常接受我们小孩子的追捧，我们问什么他都不避讳，敢讲，爱讲。他告诉我们，上校所以给小瞎子伤口缝针是怕他失血过多而死，死了就是命案，犯的是死罪。就是说，上校这样做是为自己留条活路，万一被抓捕归案，不会被枪毙，顶多判刑坐牢，不丢命。这是用心盘算过的，设计好的。
这见识深刻的，配得上上校的知识和聪明，我们信服。但针对上校为什么要割人家舌头又挑手筋这问题，他却是深不下去，老在浮皮潦草讲空话，一会儿指东，一会儿道西，讲得颠三倒四，漏洞百出，我们听着总觉得不确切，不服气。
要是以往我一定会去问爷爷，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出确切答案。我爷爷和一般老人不一样，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我爷爷是个民间思想家、哲学家、评论家，是我课堂外的同学和老师，我们同床共寝，相濡以沫——我给他暖脚，他给我暖心——一个个漫长的冬夜，一个个纳凉的夏夜，我问过他无数无数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但面对这个问题，上校的问题，上校的所有问题，从此我不但不能问，甚至不能想。这是爷爷在这个夏天给我立的死规矩！
事实上从那以后我们家连上校的名字都极少提，谁提就要吃白眼，甚至耳光，好像他是我们祖宗八代的仇人；要不我们一家人都是势利小人，薄情寡义，专干过河拆桥、人走茶凉的事。上校，我父亲曾经最要好的朋友，现在却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禁忌、毒蛇、地雷，天天藏着、掖着、躲着、避着。该死的上校，你让年少的我尝尽了保守一个秘密的苦头；该死的上校，你到底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到底为什么要对小瞎子下如此毒手？
没有人知道上校的下落，胡司令派出所有红卫兵四方找也找不到，公安局把通缉令贴满大街也不管用。他消失了，像小瞎子他妈，像一个屁，一夜之间从村里蒸发——我是眼看着他走的，那天夜里，那个惊涛骇浪的恐怖之夜，我和他，仿佛两只溺在洪水的惊涛骇浪中无力靠拢、只能呜咽分别的破船。
和上校一同消失的还有他老母亲。据野路子讲，胡司令得知老太婆在普陀山某寺院修行后，第二天就带着四大金刚星夜兼程，直扑普陀山。但还是迟一步，扑了个空，只扑到老太婆匆匆逃走遗落在客栈里的一副老花镜和一只香炉。香炉里的烟灰还是温热的，指明她刚走不久，也指明菩萨真的保佑了她。那香炉我以前在上校家多次见过，黄铜的，圆口的，立深比海碗深，底托伸着三只四爪龙足，沿口挂着两只凤头耳，掂一掂，沉得很，像盛着菩萨的灵魂。
这个夏天像这只香炉一样盛着神秘的分量，弥漫着令人好奇又迷惘的气息。尽管村里流传着各种关于上校为什么要这样奇里古怪毒害小瞎子的说法，但大家知道这些说法都不可靠。说法越多越不可靠。可靠的说法只有一个，只有等小瞎子医好病，由他本人公布。即使舌头医不好，医好手也行，可以写出来。但后来小瞎子从公社医院到县医院、省医院，从中医院到西医院，从江湖郎中到教授专家，把老瞎子算命挣来的钱花个精光，两个病照样一个也医不好。用老保长的话讲，钱哗哗流出去，都打了水漂，只买了个屁的声响。
这个夏天，老保长好似把小瞎子的断舌头接在了自己舌头上，成了一个多嘴多舌多事的长舌头，什么事情都要吃一口，插一嘴，嘴唇都被热辣的口沫星子灼疡了。
四四
我在多种场合听老保长讲过这样的话：“太监是什么人，聪明绝顶，人精一个。这世道是公平的，老天爷把他的裤裆掏空了，同时把他脑洞填满了。要比脑筋谁都别想比过他，他要救人，死人也救得活，他要害人，神仙也要被害死。所以啊，小瞎子的病去天上也是治不好的。”
这些话本来我爷爷都会讲，现在你给一袋子钱他都不会吐一个字。命丢了，钱顶个屁用场——我想爷爷一定会这样讲。爷爷费尽心机要我忘掉那个夜晚，自己却一直活在那个夜晚制造的恐怖的阴影下。他不懂法律，但知道自己和儿子在那个夜晚犯的罪——这在当时是常识，因为每次批斗会都在讲这些，要大家互相揭发罪行，有罪瞒着、隐情不报也是犯罪，几乎妇孺皆知。正因为不懂法律，法律的威严被爷爷无限放大，压得他抬不起头，喘不了气，惊恐得要死。现在你要跟爷爷谈上校的事，没门，威胁利诱都没用。爷爷像小瞎子一样变成了哑巴，倒是老保长变成了大喇叭，时常在祠堂门口大谈上校和小瞎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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