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说的，当一个人心怀悲悯时就不会去索取，悲悯是清空欲望的删除键。
走道上很快飘来粪便和尿液发酵后的酸臭，像鸟翼振翅搅乱了宁静的时空。撒完尿，他几乎是跑回来，没有系上裤带，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开里面秋裤的裤沿，紧张神秘地对我说：
“你来看，我这儿有字的。”
回头看看，听听，又悄声说：
“不要跟我老伴说，她会骂我的。她经常为这事骂我。”
曾经他为保住里面的秘密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现在却要主动示人，宁愿被老伴痛骂也要给我看。我心里的悲伤本来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我哽咽着上前帮他穿好裤子，系好裤带，抱着他啜泣，泪水灼伤了我的双眼。他奇怪我为什么哭，我奇怪这世界怎么会这么残酷无情。
我后悔来这里。
我恨不得连夜逃走。
八五
雨在傍晚时一度下得很大，雨点子结实地砸在屋顶，叭叭响，像一头巨兽拿瓦片当饼干在饕餮。夜幕降临时，雨一下停止，像被夜色扑灭的。我心里太难受，难受得要窒息，迫切地想出门去喘口气。吃过晚饭，我帮阿姨一起洗好碗筷，趁她给上校剪指甲之际，我提出要出去走走。阿姨建议我可以去村子东边的丝绸厂看看，说厂里刚引进一批德国机器，一台机器抵得过一百个人的劳作，看得让人傻眼。我说好的，但心里根本不想去看什么机器。我心里都是上校的前世今生，都是悲伤，都是眼泪，都是苦涩。我预计，我出去后一定会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我在一片潮湿的桑树地里狠狠哭一场，心里要好受一些。回来的时候，我眼里有了这村庄。这个摊在宽广的平原上的村庄和我的家乡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开放和现代性，道路宽敞，房屋整齐，沿路有路灯、行道树，家家户户门前有花草，楼上有阳台，窗户挂着窗帘；有人手挽手在马路上散步，不时有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或者迎面而来：他们对我这个外乡人毫无兴趣，没有人对我投一瞥好奇的目光。二十二年后的我回到村里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我深有体会，当我在自己村庄的弄堂里行走时，我身上被多少好奇的目光抚摸过。这儿对陌生人毫无兴趣，它已经半城市化，在工厂里打工的大多是外省人。
报纸上说，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从城市到乡村，从吃穿住行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现在的我最有发言权，即使近些年我几乎一半时间在国内，因为有另一半的衬托、国外的比对，我照样时常生出惊异的目光、欣喜的心情。
但在一九九一年，我虽然也看到变化，却并没有多少欣喜，甚至多的是沉痛。
那次我在村里待了十一天，足够我重温少时的记忆，而我能找回的记忆却少之又少：清澈的溪水沦为污浊的臭水沟，据说不到三十公里长的溪坎，两岸建有几十家造纸厂、冶炼厂，整条溪流成了它们天然的排污沟；山上翠绿的竹林树林炮声隆隆，炸出一个个疮痍的天坑石塘，修路、建厂、造房子都得仰仗它们；弄堂里，积淀着历史背影和回音的鹅卵石路，因为自行车不适宜，经常滑倒摔跤，一律浇成灰色的水泥路；祠堂里，一台台绿锈丢渣的机器占领了列祖列宗的香堂，天天造出白色垃圾，据说都被送去大城市，登上无数琉璃幕墙的写字楼里的餐桌：碗盏、筷子、瓢羹、餐巾纸，一应俱全。石匠铺不见了，肉钳子死在了越南前线，安葬在云南保山；表哥结婚了，又离婚了，后来跟邻村一个丈夫瘫痪在床的女人公开相好，生了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上户口；野路子接过他妈妈（凤凰杨花）的衣钵，把小吃店开到县城，据说经常便宜采购发霉的谷米，做成好看好吃的发糕高价卖给城里人；矮脚虎租下关过上校的柴屋，装修个崭新，加盟杭州一家老字号连锁店，卖的东西死贵。当然，七阿太、老保长、村支书等老一辈子都死了，是寿终正寝，不像爷爷，死得不体面。据说老保长死前一年，亲自选好坟地并种好两棵柏树，一棵在第二年陪老保长一起死掉，很稀奇；另一棵至今活着，已长成两层楼高，在春天里冒出新绿。
总之，村里是大变样了，从山到水，从田到地，从吃到穿，从住到行，从人到物，都像被火点着了，而偌大的村庄，大几千人口，似乎都是易燃易爆物，火烧火，越烧越旺，几乎找不见不变的东西。唯一没变的只有小瞎子，他的断舌头，他的僵尸手，他可怜可恨半疯半癫的垃圾样相。以前老瞎子在世，他生计尚有着落，活得还有点人样。老瞎子死后他生活完全失去依靠，只能靠善心人的可怜苟活。时间驳落了当年大张旗鼓刷在村头弄尾的革命标语的墨迹，包括胡司令写在学校墙头血红的革命诗，却驳落不了小瞎子对我家种下的屈辱和深仇大恨。我没有去看他，两次在路上碰到也不睬，恨不能一脚踢死他。我觉得他才是我家的鬼，要不是他瞎说八道，胡诌出个什么鸡奸犯的事，哪有爷爷糊涂一时的事？父亲啊，世上哪有什么死鬼，我家的祸水其实都是他这个活鬼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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