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了大堂，看见健叔说的长江旅馆。这旅馆一看就知道是原来的民房改造的，还是一所老民房。旁边已经被花花绿绿的夜总会包围了，很明显是全县拆迁工作中的最大钉子户。
我进了门，看见一个大妈正在登记。最让我吃惊的是，在简陋无比的前台上方居然挂了一口世界时钟，这钟比刚才那酒店里的还大，能显示的地区更多，光是中国，就有拉萨、重庆、北京和台北四个城市，到了世界范围甚至还有毛里求斯。
我开玩笑说：“这钟够气派。”
老太太说：“旁边的要拆我房子，我不让。我不光不让拆，还开酒店，要和他们竞争，要抢他们生意。你看看我这钟，比他们的要气派多了。”
我脑子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以前健叔被群殴的时候只揪着对方一个人拼命打的情形。
我冲老太太竖了下大拇指，径直上楼。健叔已经开门在等我。门口赫然两个镀金的大字：一号。
我进门说：“你可以啊，住长江一号。”
健叔苦笑道：“没办法，这儿便宜。这地方那个破啊，前台、总机、打扫、结账全是一人。”
我问：“多少钱一天？”
健叔说：“二十。”
我说：“便宜就行了，至少在市区，晚上可以随便逛，困得不行回来睡一觉就可以。”
健叔说：“逛屁，这晚上九点就要锁门。老太太说要省电，晚上十点就拉闸了。”
我说：“二十块钱一天住寝室是有点贵。”
这话让我想起纯真和肮脏的住校年代，不由得自己感动了自己。紧接着想起一句歌词：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如何如何如何的。
想起来，我和健叔已经有半个月不见。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艰苦生活，艰难联系，终于成功会合。我们决定要出去撮一顿。
走出长江旅馆，就到了市中心。我们看见巨大的酒店下面新开了一家日本料理，觉得很新鲜。我说：“这真像回到了上海。好像上海人最近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健叔说：“那我们也奢侈一下。”
往前走了几步，健叔停了下来，说：“不行，你看，这是新开张的。”
我说：“新开张的更好，还有打折，又干净。”
健叔说：“不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们不能去有这么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地方。”
我说：“你别幽默了，人家都在吃点菜的包间，才不来尝鲜。我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用那么紧张，被抓到也算天数，毕竟这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健叔说：“不行，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去自首，踏踏实实吃监狱送的盒饭。既然是逃犯，就要有逃犯的风范。”
我说：“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你一要相信政府总有一天会还我们清白，你二要相信政府是不吃无包间之饭的。走！”
我拽着惊恐的健叔进了面前的日本料理店，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隔着茶色玻璃的落地窗，看到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蓝。假装有格调的餐厅里响起了委靡的日本伎音，这一听就是军国主义时期日本男人侵略海外以后，慰安无方的日本苦闷女人在樱花树下弹奏低吟的乐曲，真是让人沉沦。
这时候，突然一个不甘沉沦的坐在我隔壁的国人一拍筷子操着东北普通话叫道：“娘的，快给我放首流行歌曲。”
这话吓得柜台里的服务员忙四处找碟。
末了，还听见东北汉子嘀咕一句：“他妈的，最受不了这种高雅音乐。”
不消一分钟，从JVC音响里传出消失的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的《SAYYES》，看来开店的老板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音乐大概响了半分钟，东北汉子又忍不住了，叫道：“服务员，有没有不是粤语的？整点流行的，快，没有就出去买。”
几个服务员又是一通找，终于找到了陈百强的一张CD。陈百强就张口唱了一句，东北汉子站起来戳着服务员骂道：“我只配听死人的歌吗？快给我出去买雪村的。”
服务员说：“对不起老板，买CD的钱店里不给报销的。”
汉子说：“那快找其他的。”
服务员找了半天，找到了一张陈年老碟，放出一听，是《让世界充满爱》。
汉子说：“咋的，你们耍我是不？我不是说流行歌曲吗，信不信我打你？”
话音刚落，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两个更巨大的汉子，当下两拳，那东北人就晕了。然后俩汉子一个抱肩一个抱腿就把他抬了出去。服务员喊道：“扔远点，扔长江旅馆那儿，消费九十二。”
大汉把那东北人放地上，掏了掏他的内兜，摸出一百块钱，说：“找八块。”然后一个开门一个拖，这三人就消失在门口。
顿时这个世界就安静了。过了几秒，《让世界充满爱》又徐徐响起，对面的健叔不禁掩面痛苦。我替他点上一支烟，说：“你是不是想你女朋友了？”
健叔看窗外，没反应。
我说：“想就打个电话联系联系。”
健叔说：“她现在一定是被警方控制了。”
我说：“你凡事都不要想得那么悲观。我们的警察虽然厉害，但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体现得出，比如你砍了他们兄弟，或者案子惊动了公安部，甚至惊动了党中央。我们这个事情，没事的。”
健叔说：“说不定我们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呢。”
我说：“你看，我们俩人，其实也没犯事，身边加起来也没两百块钱，除了穷得惊动了党中央外，没有别的可能了。你打个电话给你女朋友，免得人家担心你。”
健叔又开始沉思，而我想起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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