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暖小团作家媒体人暖小团
2010年12月31日，我来北京的第三个月。那天我拿着同事给的赵传演唱会的门票，下班后换了两趟地铁，一个人去五棵松体育馆看演出。我不喜欢这个歌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大约只是不想一个人跨年。也许去现场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整场演唱会中没有尖叫也没有荧光棒。可是当这个又丑又老的男人开口唱“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我一下就哭得像个傻×。那年我二十四岁，生命中第一次哭着跨年。我至今都能记得那时候心酸的滋味，但我至今都说不清彼时流泪的原因。
2009年6月，我从家乡哈尔滨的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年底，经过入职考试加上父母托关系，我进入某大学附属高中，成为语文组的一名教师，主要教顽皮不羁又家境优越的艺术生，让他们在几个月后的高考中能考入理想的大学。2010年3月，因为当时面世不久的新浪微博突然加了“测试版”符号，加上之前同类网站“饭否”被封，网上疯传微博要被和谐。当时我的微博只有一千多粉丝，都是当年“饭否”上一起嘻嘻哈哈的朋友。某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女孩儿的私信，她说：我挺喜欢你的，我怕微博挂了以后找不到你，我能把你的语录整理成一个帖子吗？我说行，反正我平时也是自言自语玩儿的，你随便。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我因为下午第一节没课，破例在午休时间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打开电脑，第一眼看到的是消息框提示：你有10000个新粉丝，7200条转发，3900条评论。我当时心跳到嗓子眼，说实在的，是吓坏了，随手点开几条评论才清楚了原因：那个留言给我的姑娘整理了我的100条语录发在当时某个热门论坛，于是一夜之间，粉丝纷至沓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会被校方开除，我知道网络时代人肉一个人有多么容易。校领导如果知道自己的员工突然成了网络红人会是什么表情，学生家长如果知道孩子的语文老师是个口无遮拦的姑娘会是什么态度，这不难想象。我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删除了所有我之前发布过的个人照片和带个人明确消息和周围朋友的微博，我想保护我的学生保护我的家人，起码他们不至于被推到风口浪尖。整个一下午，我都在紧张中度过，粉丝数还在不断攀升。之后的三天，我没更新任何一条微博。我没法冬眠，我还得上班，但是我可以装死，或者装死狗。我知道，这种时候，我该做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闭嘴。
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一切似乎没我想的那么坏。其间打扰我的只有莫名其妙的评论和连绵不断的私信。两个月后，我收到一条私信，大意是问我愿意给他们写专栏么？我没回复。第二条私信很快发来，还是这个人，他问我，你愿意来北京做杂志编辑吗？我看到他的微博认证是某杂志主编。
因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时间想事儿，一周之后，我做了最后的决定。一个下午，我带着辞职报告跟校长谈了一次，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回家后，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跟他们透露一点儿相关消息，他们的讶异很快就变为愤怒，他们认为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对一个生活在哈尔滨的二十三岁姑娘而言，其实足够。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在网上结识的人一句话，辞职去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之前没有一点编辑经验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点儿什么。确定我已经辞职之后，他们开始沉默，整个家陷入一种可怕的死静。十天后我启程，母亲默默为我收拾了行囊。后来，我妈才告诉我，我做警察的父亲在得知我辞职消息的当天就去了一趟北京，专门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彻彻底底地打听了一通，确定靠谱之后，才默许我离开家。
来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只因为她就住在我公司对面，再远点儿我可能不认识路。我要做的版面是“两性与健康”，这对于一个之前性生活对象只有大学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实在滑稽。不过一切容不得我选择，这对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务。
几个月后，我已经见过所有之前认识的在北京工作的网友。我依然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工作还没转正期间，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几乎都用来晚上和朋友吃饭来回打车，当老师时攒下的工资基本上花了个精光。总是在别人家叨扰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笔钱租了间房，房主是对北京的老夫妻，两个人住在破旧不堪的楼里，只住两室中的一间，另一间租给我。坏消息是窗户摇摇欲坠，好消息是距离公司近且价格便宜。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喝酒，没有一天不是凌晨才回家。每天穿着大眼儿的丝袜，蹬着高跟鞋，两根手指夹着支烟，给自己涂个大红色的嘴巴走在这个城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但我只知道，如果当时的我任凭自己的状态消沉下去，我很可能在某个周末被压抑扼死在那个破旧的小屋里。这种想法如今想起来很滑稽，但却是我当时的唯一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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