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子不是靠争论赢来的
人和人的观点不一致是很正常的，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首先要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如果引起争论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不涉及原则性问题，那最好不要去争辩。即便与人争论，也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要为了驳倒对方而争论。
19世纪时，美国有个年轻军官非常好胜，经常和别人争论不休，有时还闹得不可开交。
为此，林肯总统处罚了这个军官，并告诫他说：“跟人争论，就像跟狗抢路一样，与其冒着被狗咬的危险而争抢，何不把路让出来呢？如果被狗咬了，就算把它杀掉，也治不好伤口。但凡成功之人，都不会偏执于己见。总和别人争执，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现，这是一种人格上的欠缺。”
在原则问题上争论是有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争论时，出言不逊、得理不饶人是绝对不可取的态度。不过既然是争论，绝对不刺伤对方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双方要有容人的雅量，不要因为争论而心生芥蒂。
司马光与王安石交往数十年，他自认为和王安石是益友。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起初，两人因性情相投，来往十分密切，就连租房子，王安石都要和司马光做邻居。然而，不久之后，两人因各持不同的政见，渐渐产生了分歧。
1067年，宋神宗继位。在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第一次发生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已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接受了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任命的。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确实不好，但这并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善于理财的能人。
司马光则认为，所谓善于理财的能人，用的方法不过是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的赋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的人，能够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使国库充盈起来。”
司马光不以为然，说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赋税的办法更恶劣。当年，桑弘羊之流巧舌如簧，蒙骗汉武帝时，用的就是这套说辞。”
由于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
司马光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作为好朋友，他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之事绝交，司马光坚持辞去了枢密副使的职务，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做客观评价。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
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消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
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争论，但出发点都是好的，那就是希望国家繁荣昌盛。遇上原则性的分歧，两人各持己见，但仅限于就事论事，并没有引发个人恩怨，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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