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轮到我和刘楠楠值班。
刘楠楠请假治疗脸上的“高原红”，我身体没什么事，就去值班。李军开车送我，路上互留了电话。
周子宣带着两份肯德基套餐跑到热线部，我俩边吃边聊。我说早知道这样就不做热线记者了，看你们《大家说法》一周才一期，风险小，收入高，多好。
他回应说：“挨顿打就想当叛徒，都像你这样，当初抗战一定失败，我们都成汉奸后裔了。别以为《大家说法》就很安全，上回有个养猪户手持杀猪刀冲到节目现场，揪住谭主任衣领，大喊谁敢再说我的猪是病猪我就弄死谁！吓得谭主任腿一哆嗦差点跪下，后来坚决不让再做有关猪肉的选题，又说养猪的拿刀，养狗的牵只藏獒来也受不了啊，以后还是别和动物打交道了。”
我笑抽了，正打算跟子宣说说张副台长的假发时，新闻中心王主任走进办公室。
王主任是个深度近视，看稿子总像在找跳蚤，多次获新闻大奖，据说连挠头掉下来的头皮屑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所以他头发总是油光发亮呈黏稠状，像涂了一层蜂蜜，中间万壑奔涌，偶尔一丝冲天。我被这个景象吸引，经常想弄明白上面到底发生过什么。
主任在我身边转悠半天突然说：“黑社会，黑社会行为！”吓我一激灵。
他用力拍着我后背说：“以后，你们在工作中也要学会保护自己。该跑时千万别太爱面子。”
王主任两掌下来，唤醒我的外伤，浑身生疼。我心想：谁爱面子了，我跑了，对方失去一个“群练”目标，张台长就不是被搞掉假发那么简单了，恐怕假牙都得捐赠给社会。
主任顺手拿了个鸡翅边吃边舔着手指离开了。
子宣随后站起来也要走。
我说：“没发现我这受伤的心灵需要抚慰吗？一点良知都没有。”
“主任都说了，该逃跑就得逃跑，我可是无辜的。”子宣擦着嘴说。
“谁不是无辜的？再说你跑什么啊，受害者是我，又不是你。”
“咱俩在一起，我比你招风，没看过谍战片吗，最帅的那个往往就是首先被打击的对象。”
“那你赶紧滚，出门最好爬墙，台后面有个狗洞，从那儿爬出去最安全。”我把一根鸡腿骨扔他脸上说。
子宣拿起外套穿上：“我真有事。”说完就形迹可疑地跑了。
这时候热线最忙，晚上都是值班记者接听。
两个记者值班时，办公室留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回家，但手机要开着。一般性采访，留守记者处理，有大事时再通知其他同事。
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把白天的事回忆了一遍，心想不知道楚晴怎么样了，子宣那鬼祟样多半是去看她了，这是一个关怀女人的绝佳机会。据八卦同事说，子宣跟某女主持经常深夜看流星雨，估计就是楚晴。
我又想起孟醒，这个在朦胧晨光中走到我面前又匆匆消失的女孩，留给我的是一种不可侵犯又细微如水的印象。
忍不住给老姨打电话，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开了一天会，正吃饭呢，接待外地同行，问我有事吗。
我说：“没事，就是随便打个电话。”
她说：“哦，没事，就挂了吧。”
我气的牙痒痒——我蒙受这么大冤屈，差点就撒手人寰啊!
窗外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下开满不知名的小花，花香随风飘散让人头晕，身上还隐隐作痛。
热线开始多起来，有醉酒男人问能不能派人送他回家，或给他媳妇打个电话，说他晚上不回家了。
有位大妈反映小区一独居大爷经常免费为大家修自行车还帮单身妇女义务接孩子，人称“最美大爷”，希望媒体关注，并解决大爷单身问题。
午夜过后，有个小男孩来电说东城区的东正大酒店发生火灾，一群叔叔阿姨被困。
东正大酒店在东城区东正路，是鹿城骏南集团和日本一家企业合资的五星级酒店，高三十多层，设计成古堡形状，是东城标志性建筑，也是市里招待外宾的专用酒店。
东正酒店要发生火灾是个大新闻，我打电话到119值班室确认，值班人员证实了这条消息，说已派遣五辆消防车赶去现场，我赶紧联系组长温良并向王主任做了汇报。
走出值班室才发觉外面是个阴霾之夜，天上堆积着大片黑云，灰蒙蒙地挤压在一起。鹿城摩天电视塔上的探照灯偶尔滑过天幕，光亮瞬间就被云层吸食贻尽。
大街上灯火通明，路灯懒散地把光线铺到路面上。
温良和陆家祺拎着摄像机气喘吁吁地赶到。热线记者和特工类似，平时你翻街倒巷也看不到他们影踪，只要哪儿有事，他们保管在五分钟内出现，比较符合王主任描述的特性：性情像猪一样懒惰，嗅觉像狗一样灵敏，速度像豹一样迅疾。
大家上车直奔东正路。
陆家祺说东正大酒店最近忙着举办环球小姐比基尼大赛，慕名前来猎艳的客人络绎不绝，酒店客房爆满，大火一烧，不知会有多少佳丽和富豪会玉石俱焚。
通往东正路的街道堵车严重，大小车辆在马路上艰难爬行，有些司机干脆下车抽烟聊天，我开着带有电视台醒目标志的采访车挤进人行道，扎进行人和自行车堆里左摇右摆像泥鳅一样快速行驶，这还要多亏北京的拥堵，让我学会了如何在“人海”中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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