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开始，碰到任何事情，先设想“两难”。他虽然这样讲，你照他的意思去做，不对，不照他的意思去做，还是不对。不要说老板叫你这样你就这样，不是那么回事；不要说老板不赞成你就不做，也不是那么回事。
即便是很简单的事情，也要考虑“两难”处境。有一个情况大家是经常碰到的：
老板叫你去跟某人讲一件事情，你就按照老板的意思去讲。他一会儿问你：“你去讲了没有？”你如果已经讲过了，他会说：“你看你那么急。我让你去讲之后，我一想不对啊，可是你却跑那么快，你干吗？别的事情不快，这件事情特别快，你想害死我啊？”
做了事情还不落好。这是因为人的思想会变，你永远猜不透对方的心！难就难在这里。
这种情况本来很常见，也是很简单的事情，看上去不是什么两难处境，老板叫你去说你就说，执行老板的命令，但是，这个时候自己要多加一道关，把它变成“两难”。
这是因为你不是老板，你不在他的位置上。你认为小的事情，他认为很大；你认为很大的事情，老板认为很小——因为位置不同。经常是基层认为很紧要的事情，高阶层根本不理会；可是基层认为很小的事情，高阶层认为这是关键。立场不同、身份不同、位置不同。自然看法不同。
进一步说，“两难”的意思不仅是“两难”的处境，而且是一种“两难”情景的设置，要自己把情况设置成“两难”，不管面对什么问题，首先要把它设想成一个“两难”情景。
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就要想到有阴必有阳，这样才是对的。人不能总是想着光明的一面，这是幻想，有光明的地方一定有黑暗。所以，当你的生意兴旺、企业发达的时候，不能赶尽杀绝。
我们并不是在已经有了明显“两难”处境的时候，再去考虑方案，而是在处理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的时候，也要先把它想象成“两难”。
甲是主管，现在想把桌子上的花拿掉。但是，他不能说拿掉就拿掉，要想一想，要“谋定而后动”，要“三思而后行”——即使很简单的事情，也要“三思而后行”。自己把一想成二：拿掉也不对，不拿掉也不对，然后考虑周全，再去做。这样做就不会错。
经过“两难”设想以后，甲会说：“你们觉得这个花摆在这里好看不好看？”
乙说：“其实也不错了。”
丙说；“不好看。”
因为大家都在猜测甲。
甲又说：“好看还是不好看呢？”
丁说：“从某个角度来看，不好看。”
甲接着说：“那这样吧，我们把它拿走，你觉得怎么样？”
丁说：“好。”
甲：“那把它拿走吧。”
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要骂就骂丁，甲不会有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出一套“太极拳”，一套推、拖、拉的“太极拳”呢？很有道理。
说明确一些，当大家的意识没有统一、没有认定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做都是见仁见智，都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结果是一个人高兴，几个人不高兴。你每天做一件事只要得罪一个人，10天下来你就得罪10个人，部属和你离心离德，还怎么开展工作呢？
其次才能考虑“兼顾”
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把自己设置成“两难”处境，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兼顾”呢？
的确如此。“兼顾”就是把事情合起来想，不要分开来想。西方人是走分的路，我们是走合的路。中国人很重视这个“合”字，合在一起，合成一条心，废铁也能变成金。
所以，我们跟人家讲话，不要生硬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西方人可以讲，西方人一开口就是“Idon’tagreewithyou”，表明态度——我不赞成，对方听了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可以不赞成。这是西方人的观念，西方人的文化。中国人可以讲不赞成，但是只要一表态，对方就把你当敌人。
所以，很多中国人提反对意见时，总讲“我很赞成，不过……”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你先说好话，对方就把你当同志、当朋友，同志之间、朋友之间有话比较好谈；你一上来就说不好，他就把你当敌人，关系对立了，你讲得再对，他都听不进去了。
我们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不一样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我们先说：“很好，很好，不过还可以改善一点。”就把对方的意见整个推翻掉了，大家很服气。
一个会当领导的人刚上任时说：“一切安定，人事照旧，大家都不动。”然后3个月之内原有的人员调光了，换成他自己的人了。这个领导是心理作战，表示说，要观察，可以留就留，不能留我没有办法，我已经了解3个月了，我还不能换人吗？如果他一来就说：“我要换人。”马上就有人告到上面去：“昨天才来，今天就要换人，营私舞弊。”领导第一天来就说要换人，可见他是存心想换人啊！
合理是变动的，因人、因事、因地而不同
某人明明不行，作为领导不会换掉他，不是因循苟且，而是看上面的面子——把他拿掉上面不支持，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多少担待他一点，上面多照顾我，对公司有好处，你的工作就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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