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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芬·M.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在任何竞争性的体系中，能够争取到盟友都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资源。相反，引起其他方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者，则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团队在做好了自身的内部管理之后，要想进一步地做大做强，就应该利用外部的资源和伙伴，采用“合纵连横”的策略来有效地分担和降低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但联盟虽有利，也要意识到现实隐患的存在。与外部附属团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要把握“度”，既强调“众生平等”，又合理地融入“亲疏有别”。对外部附属团队不能随便地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因为风险很大，而应该通过不断的考验以确定其可以信任和合作的层次，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曹操推选袁绍任盟主：以退为进更能占据有利形势
刺杀董卓失败后，曹操冒险逃回家乡，募集义军讨伐董卓。曹操打的是忠义的牌。大家深恐远离这一块招牌，便会被说成反忠义，所以前来响应的各路人马，无不争先恐后，热烈参与。既然组成联合阵线，当然需要盟主，以别于乌合之众。大家聚集在一起，总该有人担任这一个职务，来统一步调，指挥全体的行动，并作出必要的决策。
曹操那时刺杀董卓未成，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哪里敢自告奋勇担任盟主？就算真的有意，大家也不会赞成。因为在场的人物论年资、论势力、论身份，都轮不到曹操。他提名袁绍，说袁绍是汉朝名将的后裔，应该担任盟主。袁绍当然很高兴，打心里喜欢当这个盟主。但是，按照道理，依据惯例，他必须再三推辞表示礼让，然后大家都认为非他莫属，这才勉强答应。袁绍因此当众宣示“绍虽不才，既承公等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接着指派袁术总督粮草，同意长沙太守孙坚担任先锋，杀向汜水关。
现代的选举方式，产生了很多弊端和笑话。其实，中国古代的推举方式更为方便而有效。因为它不致由于选举而造成派系，又能在和谐中产生领袖。大家都有面子，岂不是更好？如果加上良好的配套，应该可以成为现代选举的另一种方式，值得大家考虑和运用。
袁绍四世三公，出身世家。家庭有势力，兄弟加起来更有力。曹操是聪明人，知道自己不够分量，不敢妄想，却也明白顺水人情的重要性。反正袁绍一定会当选，为什么不争取做第一个推荐他的人呢？所以曹操不等其他人发言，立即推举袁绍。
袁绍如果不孚众望，大家就会另行推举他人，甚至怀疑曹操虚情假意，认为他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才出面把袁绍推举出来。当然，曹操心里有数，在场的人里以袁绍最为适当，但是袁绍并不是理想的领导人。所以在袁绍宣誓就职之后，曹操马上借着喝酒装疯的机会，向袁绍进言“同扶国家，勿以强弱计较”。因为曹操和袁绍是老同事，深知袁绍为人矜骄自负，并无真才实学，不脱富家子弟的习气。袁绍在何进要清除宦官，不被何太后同意的时候，建议何进召董卓入朝那件事情，就做得十分不妥当。
但因为联盟里没有合适的人才，百般无奈，也只好推举袁绍，至少这样，在袁绍心中，曹操可以占有更大的分量。将来曹操提建议，应该更容易被采纳。果然大家热烈响应，可能也都是别无选择。
乌合之众，如果首领再有私心，加上缺乏实力，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这一次大同盟，由袁绍担任盟主，已经看出没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各路人马聚集在一起，使董卓更加猖狂，如此而已！但也正因为这样，才会造成董卓的凄惨结局。所以不论成败，也都对破除董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几次失败之后，把对手推到最高峰，让他居高而危，掉落下来，这也是一种策略。
领导力箴言
曹操逃出去以后，就开始招兵买马，联络各路诸侯一起清除董卓的势力，推举袁绍当了联军统帅。这是他非常聪明的地方，更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如果他自己当统帅，年纪轻轻，实力又单薄，大家凭什么要听命于他？很可能谁也不服他。让袁绍当盟主是曹操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袁绍当了盟主，对推举他的曹操十分信任，曹操自然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曹操表面上推举袁绍，实际上他知道袁绍迟早会失败，到时候得利的人还是自己。只不过，无奈当时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只得委曲求全。
世界就是这么现实，优势的人不先说，劣势的人只好说；优势的人不做，劣势的人不得不做；优势的人希望行动，劣势的人就会行动；优势的人不用指示你要尽力，劣势的人必然尽力。中国人主张：形势比人强。领导不用权，却应该努力创造有利的形势，使自己能够及时占据好位置，使员工自动自发，在不知不觉中尊重领导者的权力。
领导者喜欢用权，员工一心等待授权，结果都很不愉快。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很难改变别人，也很不容易改变自己。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知己知彼。知彼不易，知己更难。知了之后还要进一步建立有利的形势。形势随时在改变，所以领导者的形态也应该因时制宜，不可执一不变，这便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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