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来到安阳火车站，远远看到药不然穿着一身红衣服，手里捏着个白信封，站在月台上。我竖起衣领，把帽子拉低——这是我买完火车票以后，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的——仔细地观察了半天，确信周围没有警察的埋伏，才凑过去。
很快远方一辆火车进站了，这是一趟前往徐州的火车，在这里只停车两分钟。我默默地走到药不然身后，一拍他的肩膀，药不然回头一看是我，一愣神。我飞快地从他手里拿过信封，跳上火车。乘务员在我身后砰地把车门给关上了。
我隔着车窗冲他挥了挥手，药不然张嘴说了句什么，不过我也听不清楚。等到火车离开安阳站，我捏了捏信封，里面厚厚的一沓，钱还不少。药不然在这点上还是挺靠谱儿的。
这趟火车是慢车，见站就停。我没多做停留，在下一站汤阴下了车，然后换了一辆长途公共汽车一路坐到新乡。这样一来，即使药不然无意中说漏了嘴，他们也琢磨不到我去了哪里。
我从新乡转车到郑州，连夜买了一张汽车票到西安。西安我曾经去过一次，那还是在小时候，我父母带我一起去的，那时候连兵马俑都还没发现呢。当时父母是带学生去考察，我在家里没人带，所以索性把我也一齐带去了。我从一个博物馆跑到另外一个博物馆，看过什么东西早就忘了，只记得母亲给我掰了一整碗碎碎的羊肉泡馍，吃得无比香甜。我还拉着母亲的手去了乾陵、大雁塔、华清池，还在父亲那群学生的帮助下爬了一小半华山。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之一。
等一等。
我在西安的记忆里，找不到我父亲的身影。我在卧铺上一下子睡不着了，拼命在记忆里搜寻，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去了哪里。西安的记忆里除了吃、玩就是母亲和那些学生，父亲好像只在抵达和离开的时候才有印象。
他到底去了哪里？
一个惊人的念头钻入我的脑海：难道……他去了岐山？
对许一城之谜来说，岐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
从郑国渠透露给我的消息可知，岐山县是整个1931年探险的起点。而且在许一城和木户有三出发前一个月，郑虎来到这里为许一城打造了一件和关公有关的青铜器。我不知道郑虎和木户有三有没有见过面，不过他铸造的那件与关公有关的东西，一定跟许一城和木户有三二人的失踪息息相关。
而且我手里还握有另外一个信息，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情报。那本《素鼎录》的笔记里，在序言中曾经提到，这本笔记乃是味经书院刊书处高手所制。味经书院是清末民初期间陕西五大书院之一，位于泾阳，刊书处是其下属，乃是陕西早期的出版机构，出过许多维新书籍。
我查过相关资料，味经书院早于光绪二十八年并入弘道学堂，而刊书处也随之撤销。其中一部分转为民营，在民国一直以装帧为业，仍以味经为名——而这个刊书处，就位于岐山。
这两则消息单独来看，都没什么意义。但把它们合起来研究，两条线索却都汇聚到了岐山这个交汇点。他们在这里出发，笔记也是在这里制作。我觉得要解开1931年之谜，岐山是必然要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单独行动的原因。
从西安到岐山并不远。说不定当初我父亲来西安，也是为了前往岐山去处理什么事情。虽然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及过许家从前的事，但我能感觉得到，那些事一直萦绕于心，他从未忘怀。他临终前留下的“悔人、悔事、悔过、悔心”，一定与此有关。
我在西安找到了一个父亲以前的学生，也是当初来西安考察的学生之一。他告诉我，那次考察期间，许教授确实离开过队伍，大约三天时间，说是去附近一个县文物局见一位老朋友，但具体去哪里没提。我问他，我父亲的专业并非田野考古，为什么突然想来西安考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这次考察来得特别突兀，似乎是许教授自己主张的，路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从大学走费用。
听起来，我父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我临走之前，那学生问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况，一阵唏嘘，说许教授是他见过最好、最低调的老师，这样的人居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许教授被整这件事特别突兀，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批斗他的大字报，落款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时群情激奋，也没人想过。后来我问过一圈才知道，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贴的。后来抄家的时候，更是没人知道是谁挑起的头——因为许教授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自己从无任何私藏。”他告诉我说。
我点点头，这些情况我都调查过，但没什么结果，只好归咎为“文革”时的混乱。
带着满腹的疑问，我从西安先向西到宝鸡，然后再折回西边，坐短途公共汽车来到了岐山县。在这里，我不光是寻找爷爷的足迹，还要寻找父亲的痕迹，一时间觉得肩上的重担沉甸甸的。
岐山地处内陆山边，还没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仍旧保持着古朴的风貌。县城里没有多少高楼，街上多是马车和自行车，很少看见汽车，远处隐约可见巍峨的秦岭山脉。不过我对岐山却一点不敢小觑，这里号称青铜器之乡，出过大盂鼎、毛公鼎这样的国宝，文化底蕴丝毫不逊于河南。当初我们白字门把持金石这一行当，岐山绝对是重镇之一，我祖父和我父亲选择来这里，丝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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