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陶卉，很文雅地坐着，轻易不伸筷子，只把碗里的饭慢慢拨弄到嘴里。她家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这从她白里透红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大盆子里很快就剩了汤，于是便有几双筷子失望而又不屈不挠地在里面捞着，捞得让我和马水清都觉得讨厌。比我低一个年级的一个大个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大盆子。他那种打捞极丑陋：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仿佛要掉进盆里去。每每总在我们离开桌子后不久，听见他在背后惊喜地叫一声：“我又捞到了一块肉！”
我们一路吃下去，把嘴吃得油光光的，没过几天，就长胖了一些。最好的是上海。关于大串联，我有许多事情已忘了，但上海某大串联接待站（这个接待站似乎在小西门一带）招待我们的红烧肉却至今不忘。我很奇怪，人的记忆居然还能几十年不忘地记住某种气味。后来去过上海多少次，都想吃那个接待站烧出的那种红烧肉，可是终于没有能够如愿。
那种红烧肉无疑是若干个美好记忆中的—个。
长途汽车颠簸了八个小时，我们也唱了八个小时。汽车跑得满身尘埃，直喘气，我们也唱得没力气了。傍晚到了南通。
无数支江北的串联队伍汇集于南通，都要从这里过江。这江边小城都快挤爆了。然而队伍必须开到这里——南通港是通往江南的大港。
邵其平领着我们这支疲惫的队伍到处投宿，但所有的接待站都说他们再也无力接待了。一直奔波到夜里十点钟，我们才在一所中学找到了一小间房子。这间房子里还没有床，只有用稻草铺成的地铺。
因为只有一间房，男女生今宵只能同室而眠了。
面对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我一点也说不清楚自己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邵其平说：“对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大家都拿了毛巾出去擦一擦脸，然后赶紧打开被子睡觉。”
陶卉出生于医生家庭，父亲陶国志是油麻地镇卫生院的院长，她自然比一般女孩爱干净，在自来水龙头下仔细地擦洗了很长时间。我今天出了很多汗，浑身黏糊糊的，打算好好擦洗一下自己，便在一旁站着，等她用完水。她大概觉得终于擦洗干净了，把小辫解下来，让头发蓬松开来（在头发蓬松开来的一瞬间，让人觉得有一朵黑色的花在灯光下开放）。她用毛巾将头发一遍一遍地搓擦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甩甩头，把头发全都甩到后面去。那头发有几缕依然沾在脸上，她微微仰起脖子，挺起胸脯，用手将头发往后捋了几下，这才离开水龙头。
等她离去十几步远后，我才走近自来水龙头。反正没有人了，我脱了上衣，脱了鞋袜，挽起裤管洗起来。天有点凉，水也有点凉，洗得咝咝哈哈的。特别是当水淋淋的毛巾擦到胸脯和背上时，总不免一激灵，在地上跳起来，像被人胳肢了似的。
有脚步声。
我掉头一看，见陶卉搬了张小凳子，又走来了。我为我瘦削的光脊梁（根根肋骨，清晰可数）害臊起来，没把水珠擦干就慌忙穿上了衣服。
陶卉大概看到我了，在十几步远的树底下站着。
我拿了毛巾，拎了鞋，暂且跑到一边，将水龙头给她让出来。
她以为我洗完了，走了，便走到自来水龙头下，把水拧得小小的，像一线檐上垂下的雨水那样流着，然后脱了鞋袜，挽了裤管，坐在小凳子上，把双脚伸到水下。微暗的灯光下，那双脚泛着朦胧的白色。她把两只脚互相交叉着轻柔地搓擦着，那白色便一闪一闪的，像早春时的雨幕中，池塘边的水草里两条嬉闹的白条鱼。
我赤脚立在潮湿的砖地上，觉得很凉，身子微微地打哆嗦。
我的脚还没有洗，然而陶卉却是不慌不忙地洗她的脚。这女孩太爱干净。我想将脚在裤管上擦擦穿上鞋算了，可心里又通不过。
我只好哆嗦着一直等她洗完离去。
我的脚洗得很认真，手指在脚丫间来回搓，发出清脆的“咯吱咯吱”声。我仰望着异乡的月亮，让脚淋着凉水，心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觉。我慢悠悠地消受着，没想到在那间临时下榻的小屋里，有一番尴尬在等待着我——地方实在紧张，十几个人必须一个挨一个地睡，谁也不能指望宽松。男生和女生达成一种默契，要闹我和陶卉。
我进屋时，他（她）们都已一个挨一个睡下了，只在男生与女生之间留下一小块地方。陶卉正在撵夏莲香起来，而夏莲香死死抱住另一个女生的胳膊不松，陶卉便红着脸用拳头捶着夏莲香的肩膀。
一见到那块空隙，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
睡在边上的马水清朝我一笑，将被子一拉蒙住了脸。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靠墙壁睡的邵其平说。
陶卉大概想到自己再去撵夏莲香反而会造出更大的效果来，又见我站在那儿不动，便装着没事的样子将自己的被子铺开，然后大大方方地脱去外衣，钻进被窝，面朝夏莲香睡下了。
“林冰，快睡觉！”姚三船说。
“电灯晃眼，快熄灯！”刘汉林跟着说。
“我困了，林冰别影响我们休息好不好？”马水清的声音是从被窝里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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