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院
我记不得是怎样和妈妈走进来的，也记不得一路上怀着什么样的心情，遇见人说了些什么颠三倒四的话。总之，什么都记不得了，只知道现在我和妈妈站在这个用篱笆围成的院子里。
一个扎着长小辫、穿着花布褂的小姑娘从屋里跑出来，用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我们：“找谁呀？”
妈妈紧张地朝院门外看了一眼，小声地问：“你奶奶在家吗？”
“在。找她干什么？”小姑娘警惕地问。
妈妈捏了捏我的手，我又捏了捏妈妈的手。妈妈终于说明来意：“我们想请你奶奶算算命。”
我满脸发烧地低下头去。
小姑娘招了招手。
“有人吗？”妈妈担心地问。
小姑娘摇了摇头。
我和妈妈愣站着没动。妈妈望着我，我望着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啊？！
早先，我是个酷爱文学的女孩子。五岁时，我就能熟背上百首唐诗。小学三年级时，我便从爸爸的书架上偷看大部头的小说了。读初中二年级时，我的作文《黑暗中的荷花》获得了全省中学生作文比赛的第一名，并在刊物上发表了。从此，我立下志愿：做一个文学家！
我强烈地渴求着知识，恨不能一个晚上饱览群书。踩着前辈们的脚印，我紧张而愉悦地去寻找艺术的天地。鲁迅、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司汤达、契诃夫、欧·亨利……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启示。我用鹰一样的眼睛观察着自然、社会和人，又像猎犬一样猎取着素材。我还记得，为了不落窠臼地写出黄昏的景色，我连着三天跑到郊外的小河边上。1966年，也就是我读高中三年级的那年，我已经发表过五篇小说和两篇散文。我的语文老师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很欣赏和珍视我的才能，对我说：“娟娟，离考大学的时间不远了，你就考我母校的中文系吧。你有文学的天赋。你的文笔很好，细腻、恬静，正像你是一个姑娘一样。但是，你的基础显然还不厚实，需要学习。去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女作家的！”
数学老师却说：“你还是考理科吧，创作需要生活。”
搞文学理论的爸爸说：“娟娟，搞创作固然需要生活，但，文学修养、艺术造诣跟生活基础同样的重要。我们不少作家终年生活在农村、工厂，可是却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为什么？他们缺乏开掘生活宝藏的本领。你还是考大学学文学吧。生活问题不是绝对的，以后再补。”他又对我说，“茅盾的《春蚕》是怎么写成的？他是看到报上一则小消息写成的。果戈理常跟普希金要素材。普希金告诉他，一次，他到外省去，那里的人当他是钦差大臣，百般捧场。于是，果戈理写成了《钦差大臣》。除了有直接生活还有间接生活嘛。不久前，我看到一份外文资料，现在活跃于美国文坛的作家，相当多是大学培养出来的。说大学不出作家，是庸人之见！”
我打定了主意：学文学，并为此打下雄厚的基础。我满有把握考上，所有的人也都不抱丝毫怀疑。可是不久，我的理想就破灭了——那是1966年，中国的历史在那一年发生了突变。
我紧紧地抱着妈妈的一只胳膊，用奇怪的、疑虑的、恐惧的目光看着坐在我们母女面前的算命人。尽管我心里明明知道她是个瞎子。
瞎奶奶六十多岁年纪，满头银发，像秋后发白的芦花。眼睛睁着，却黯然无光，像雕像的眼睛一样不能转动。我们已经向她报过出生的年头、月份、日子、时辰。她拄着拐棍，直着腰威坐在凳上，不停地眨着眼睛，嘴里不知嘀咕些什么。
小姑娘用手摸着她辫梢上的红头绳，好奇地问我：“阿姨，你为什么扎根白头绳呢？”
瞎奶奶猛地一抬头，接着对她的孙女说：“兰兰，到院门口去。”
小姑娘乖巧地走了。
瞎奶奶又嘀咕了半天，叹了口气说：“这几年，你们家祸多吉少啊！”
我望望妈妈，妈妈望望我，又一起望着瞎奶奶。
“如果我说错了，你们打掉我一嘴老牙。我屈指一算，你们家的男人他……怕是已不在人间……”
“妈……”我禁不住叫一声，随即紧紧地抓住了妈妈的手。
妈妈用有点儿发颤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不一会儿，冰凉的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头发上……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阴沉沉的。
萧瑟的秋风吹得树枝“呜呜”作响。剩下不多的枯焦的梧桐树叶一片接着一片被吹到马路边的臭水沟里。月色朦胧，星星在黑色的云海里挣扎着，偶尔露出，不久就又被黑云遮蔽了。
爸爸坐在吱吱乱响的破藤椅上，无奈而又不平地对我和妈妈说：“如今动荡不安，反复无常，这样的日子好像无边无沿似的……”
妈妈被这种生活弄怕了，总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安，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恐万状，仿佛整天被一根绳索悬在万丈深渊之上。她几乎是用央求的语气对爸爸说：“娟娟她爸，说句宽心的话吧。”说着，紧紧地搂着我。
深夜，我们一家三口人挤在风雨飘摇的小阁楼里总算睡着了。突然，门被踢开，几支刺眼的手电照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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