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
贫瘠的黄褐色的土地上，一位头戴斗笠、赤了双足的农人，用一根木棍赶着两头愚顽不驯的猪——眼前的这番情景，实在是太中国化了。
中国人与猪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很密切。“家”这个字，是个表意字。所谓的家，就是屋子里（宀）养了一头猪（豕）。养一头猪，这是家的特征，家的基本形式。中国人与猪有着这样一种“铁”的关系的历史，曾经被侵略者当作诬蔑中国人的材料，甚至被当成屠杀中国人的借口。这是侵略者的无耻。当年，就已被中国人反唇相讥过（中国人按侵略者的逻辑演绎下来，爱鱼如命的日本人与爱吃牛羊肉的欧洲人比爱吃猪肉的中国人还要来得丑陋与愚蠢）。
但我确实不太喜欢猪这个形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猪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童年的许多故事，竟是与猪联系在一起的，这听上去大概很可笑。
像所有的农村家庭必定要养猪一样，我家的猪圈里一年四季总会有一头（有时也会有两头）猪。它是家庭的一个主题，在我刚刚具备了一点劳动能力的时候，我的劳动就是围绕着它的。给猪喂食时，母亲就会让我拿根木棍儿趴在圈台上看着。因为，猪在盆里吃食时，常会对盆中的食物表示不满，不满时，它就用长嘴在食盆中到处乱拱，拱一阵，就用鼻子往盆中吹气，食盆中就会呼噜呼噜地翻着浪花，直溅得食物到处都是；若强烈不满时，它就会将嘴拿到盆外，将食盆拱翻，使食物全部倾倒在肮脏的地上。必须有人看着，时时用木棍敲着圈台或者干脆敲击它的脑袋以示警告，让它老老实实地用餐，不许挑三拣四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肯定要背上用草绳结成的网包到田野、水边去寻找猪草。不打足了猪草，是不能回家的。我记得，常常是在月亮已上梢头时，才背着被揣得鼓囊囊的网包往家走。猪耗费了我童年许多大好的光阴。
猪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可恶的。它用它那张无所不能的嘴，常将圈台拱翻跑出来，然后将篱笆毁坏，钻进菜园里去吃菜。一边吃，还一边糟蹋。有时窜到邻居家的菜园里，自然要引起邻居家的不快。我记得，在我家后面的村子里所发生的邻里之间的吵架，十有八九跟猪有关系。我家曾养过一头专喜侵犯菜园的猪。它屡屡拱翻圈台钻入菜园，家里只好加固圈台。但这头猪能像马一样飞越圈台。记得一次母亲从小镇上买米回来，见菜园被它糟蹋得不成样子，气得她找了根胳膊粗细的木棍追着它乱打。我站在一旁极兴奋地看着。母亲见了，大声说：“你还站着不动！”我立即扔下书包，也找了一根棍子，与母亲一起去追着它乱打。它叫喊着，四处乱窜。即便是这样，也不能解人心头之恨。
养猪实在是件不愉快的事情。然而，凡是愿意过日子的人家，却家家养猪——必须养猪，别无选择。养猪是所有农村家庭的一件大事，一件不可回避、非做不可的大事。因为猪可帮一个人家一星一点地积累财富。似乎，在这天底下，人们积累财富的途径，也只有这养猪一条。那些米糠，那些洗锅水，那些残汤剩饭，那一篮篮猪草，那些田活结束后的许多空闲，本来皆是无用的，不产生价值的，但却皆因有了一头猪，而在最后变成了钱，变成了财富。从将一头小猪娃引回猪圈的那一天开始，养它的人家就开始盘算它养肥之后的用处了。我总记得儿时所听到的一些话语：“他二爷，欠你的那笔款子，再过两三个月，等猪肥了卖了，一定还你。”“他婶子，这头猪卖了，给秀秀做嫁妆钱，总算够了吧？”“现在没钱买书包，等卖了猪再说！”……若是说养猪还有一点乐趣的话，那就是在它养肥将要出圈之时，那时，望着肥滚滚的它，全家人甚至能沉浸到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里。我总记得春节将至，在心里一天一天地巴望着在卖猪之后为我扯上做新衣的布时的那种迫切又兴奋的心情。终于出圈的那一天，家里人总是早早起了床，来到猪圈边看猪吃食。那顿食特别好，它也不再闹了。我们总希望它多吃一点，因为，这样可以多出一些重量来，多卖几个钱。弄上船之后，没跟着去的人，就在家里一寸一寸地熬着时间，等待去卖猪的人回来报告一个钱数。一个平常人家的许多希望，居然是在一头猪身上，这实在也太悲哀了一点。然而，不在猪身上，又能在哪儿？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农人，居然有两头肥猪！这两头肥猪将会给他带来多少希望？想到这些希望的实现，他也许就不太计较它们的讨厌与可恶了，就不太在意饲养它们时的种种劳累与烦恼了。
读与思
猪，这个字眼，我们都不太愿意提及，似乎它总是与“愚蠢”“无知”“肮脏”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
猪，这个字眼，在曹文轩的笔下，却让我回想起一些美好的记忆。
“杀年猪”——我小时候是在乡下度过的。小时候，总是盼望着哪家杀年猪，这一天，因为年关即近，处于农闲时节，会聚集很多人观看。杀猪时，不管熟不熟悉都会帮把手。猪血是要用盆接下的，猪下水是有大用的，特别是猪肠——那是灌香肠的必备。为了招待“观礼”的乡亲，杀年猪的家庭总是将猪下水煮一大锅，乡亲们就着农家自酿的红薯酒大快朵颐一番，微醺中走在乡村高低不平的田埂上谋划着明天自家的“杀猪大计”。那也是小孩子的节日，因为可以美美地玩一下，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吃一顿。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回忆着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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