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而情调的培养，应始于儿童。
情调大概属于审美范畴。
关于美和美感，是一个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专门为我所设定的，因为中国像我这样的作家可能为数不多，在这样一个年头还讲美，讲美感。我的看法是一贯的，在我的意识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认为美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一个最经典的场面：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因他的祖国已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而他的爱情也已破碎，心中万念俱灰，觉得再活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此时是什么东西救了他？是什么东西使他又获得了生存的勇气？既不是祖国的概念也不是民族的概念，而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森林、草原以及河流。这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之大美”，正是这个大美，使他获得了生的勇气。
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美的力量大？
思想，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常识，但却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衰老的，那就是美。我们再打个比方，东方有一轮太阳，你的祖父在看到这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会感动，你的父亲看到时会感动，而你在看到这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也一样会感动。这种感动一直到你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美的力量是永恒的。
然而，在当下中国语境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美”成了一个非常矫情的字眼儿，谁谈谁矫情。即便是在北大的课堂上，每当说到“美”这个字眼儿的时候，我都觉得矫情。都什么年头了你还在谈美？我在许多地方都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不少作家把丑和脏混为一谈。西方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在写丑，这是没有问题的，丑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脉，但是它不写脏。丑和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打个比方，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很丑，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很脏，也许这个很丑的人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人呢。所以脏和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成人文学那里不再讲美与审美，我们就别去管他了，爹死娘嫁人，由他去吧。儿童文学这一块，我们还是要讲一讲的。不打这个底子不行。没有这个底子，人性是会很糟的。且别急着深刻，且别急着将人类的丑行那么早地揭示给他们。钱理群先生发表过一个观点——他本是一个思想很锐利、很无情的人，但说到给孩子的文字时，他却说，人的一生犹如一年四季。儿童时代，是人的春天。春天就是春天，阳光明媚，充满梦想，要好好地过。用不着在过春天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寒冷的冬天，要让他们过完一个完整的春季。钱理群先生懂得——懂得这个人性的底子、精神的底子到底怎么打。
美育的空缺，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在美育一时还不能进入中国的教育时，文学就更有责任担当这个责任了，儿童文学尤其应当如此。更何况审美本来就是它的基本品性呢？
情感
台湾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收成一本集子，电话中我问责编桂文亚女士书名叫什么，她说叫“感动”。我非常感谢她对我作品的理解。
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
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做了多少世纪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动的文章。而这个文章，在现代形态的文学崛起之后，却不再做了。古典形态的文学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就正是在于它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当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而冉阿让却偷走了他的银烛台被警察抓住，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简·爱得知一切，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安德烈公爵血战疆场昏倒草地，醒来之后凝望洁净的俄罗斯的天空以及在心中思念家人和他的娜塔莎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我们在一切古典形态的作品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人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许多。激情、热情、同情……损失、损伤得最多的是各种情感。现代主义看到的情景是确实的。机械性的作业、劳动的重返个体化的倾向、现代建筑牢笼般的结构、各种各样淡化人际关系的现代行为原则，使人应了存在主义者的判断，在意识上日益加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在止不住地加深着冷漠的色彩。冷漠甚至不再仅仅是一种人际态度，已经成为新人类的一种心理和生理反应。人的孤独感已达到哲学与生活的双重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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