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亮说：“我还得有一双草鞋。”
他母亲说：“从前的人做生活，要穿草鞋。而今的人做生活，不太兴穿草鞋了。”
赵一亮却说：“不，我要穿草鞋。”
他母亲马上就出去寻找草鞋，找出镇子，才买回几双草鞋来。第一回穿草鞋的人，穿不上一会儿工夫，脚就要被打破皮的。于是，他母亲就用榔头反反复复地捶打那些草鞋，直至将它们捶打得软绵绵的。怕还要打脚，在脚后跟等关键处，又缝了几层布。
赵一亮下地干活了，初时，混在人群里，不太自然。有人说：“赵大少爷，下地了！”他的脸就忽地一下红了。后来干了几天，也就自然了。不过，他的形象仍然像舞台上一个演出来的“新型农民”。他总穿得那么干净（每日换两套衣服），两只裤管卷得一般齐整，草帽是新的，带子雪白，腰里束了根牛皮带，手腕上还戴了一块从上海买回来的手表，而脚上却穿着草鞋，显得太煞有介事。他到地里劳动，他母亲就为他劳动——除了不停地给他洗衣服，还要给他端上洗脸水，还要请人帮他磨镰刀之类的工具，还要一天两次地往地里给他送吃的。
赵一亮在野外被风吹着，被太阳晒着，心情又不太坏，倒显出了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所没有的健康。那天，我在大桥上碰到了他。他正挑着空筐从地里回来，见了我，就在桥上站住了，“林冰！”声音很响。他将担子搁在桥栏杆上，双腿微微劈开，稳稳地站着，多解了一两颗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来，右手拿着草帽，轻轻地扇着。那样子让人觉得，只有劳动才是件叫人身心愉快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一次相遇。他说：“林冰，晚上要是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把你的胡琴带来。”
晚上，我就拿着胡琴去了他家。
他很不在意地向我问了许多关于学校的情况，还向我开了个玩笑：“听说，那个叫艾雯的老师很喜欢你。”
“别听他们胡说！”
他笑了一阵说：“我们拉几首曲子吧，我一个人拉也没有多大意思。”
我自然还是给他拉副弓。
拉了一阵，我感觉到赵一亮的胡琴拉得不及从前顺了。不管是弦上的手指，还是捉弓的手指，皆显得有点僵。我明白，这是劳动的缘故。体力劳动能使人的手的感觉钝化。一个乡下人敲你的房门，为什么不及一个城里人（尤其是一个城里姑娘）敲得让人愿意接受？就是因为乡下人的感觉钝化了，不知轻重，一敲门，就像有人来搞突然搜查，那门敲得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看来，体力劳动对某些艺术来讲，是一种损害。搞这些艺术的人，可以看着别人劳动，然后把劳动的节奏与快乐弄到自己的艺术里去，但唯独自己不能亲自去劳动，尤其是不能去参加那些沉重的筋肉劳动。有人不大懂得这一点，把艺术家们一窝蜂地轰进地里去，轰进工厂去，结果，毁了无数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画家。赵一亮才劳动了几天？手就不听使唤了。我一边拉，就一边想着从前赵一亮的手。那四根在弦上的手指，都是活活的小精灵，它们在弦上活动着，犹如四只在松树干上淘气着的小松鼠，既灵活，又让人喜欢。赵一亮曾给我们做过一次表演，把一铁块从火炉里取出来，稍微凉了凉，他用左手的四指在上面弹跳，竟然烫不着。这会儿让他再做这种把戏，我想，是非要将他的肉烧煳了不可的。
手好使不好使，他心中的感觉自然比我清楚。他有点不服气，突然停住不拉了，然后特别使劲地甩手，仿佛那手被狗咬了一口。
再拉时，依然生硬。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眼睛里克制不住地流出了一丝伤感。又勉强拉了一阵，他说：“不拉了吧？”
我点点头。
这之后，他还是参加劳动，但多少有点属于挣扎了。因为初时，队里念他是刚参加劳动的，就安排他做一些轻活，时间一长，就一视同仁了，真的将他当一个劳力使了。他是禁不起这种劳动的，就一天比一天痛苦起来。刚下地，就盼收工。可那时间是个怪东西，你越盼它快点过，它就越是一寸一寸地熬人。他咬紧牙关，调动了全部的毅力，在时间的齿轮里经受慢条斯理的辗轧。
他就很想参加镇上的文艺宣传队。
二
油麻地镇的文艺宣传队，一年里头，差不多有半年活动，几乎成了专业的。这是个养人的地方，是个好去处。别人赤日炎炎，在田野间劳作，他们却可挑个阴凉地方排练节目。而且活动一天，就有一天的工分。若晚上演出，还有夜餐补贴。排练时也很舒服。念念台词，练练唱腔，东一个西一个，三个一团，五个一群，很随便，很自由。男的女的，人也长得好看。女孩不下地劳动，就都穿了好衣服，洒了廉价的花露水，从人面前一走，就留下香气来。累了，脸上爬着细汗，她们就用香喷喷的手帕扇扇，让人觉得她们的汗也是香的。尤其是男男女女手拉手，或有些其他的肉体的接触，像过电，更是件让人快意的事情。至于还有的在一块儿时间长了，生出感情来，幕前幕后的，免不了有些浪漫的情调，那就进入大好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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