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级汇报和越级布置工作
对于我自己带的部门，越级布置工作的现象是常见的。因为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比如我出去和投资人谈，晚上11点回来，软件产品部还有人在加班，那么我会把任务直接布置给加班的人。然后让他直接向我汇报，但是同时会要他把这件事告诉项目经理和他的部门主管，这种情况是常态。如果我的这些主管希望避免这点，他们就要24小时都在办公室。
员工越级汇报的情况当然也是有的，这是我们公司的财富。所以原则上，我们对新入职的中层或高层以下的员工越级反映的一些情况，会格外重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的老人如果有主人翁精神，也有陪着我监督新入职的主管在试用期是否称职的权利，这是很正当的。但是一旦试用期过了，这种越级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在中国的企业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我是1972年出生的，小时候，老师经常鼓励孩子打小报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长大的。当然，即使老师这么教育，也有很多清醒的学生，认为打小报告是很丢人的事情。但是等到整个社会道德观念进步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分不清正常反映问题和打小报告的区别。
我有一次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转发过一篇文章，是说一个美国的学校怎么教育中小学生，尤其是怎么教育小学生区分打小报告和反映问题。举例来说，一个教室的学生正在上自习课，有个孩子故意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如果天气冷，他把玻璃打碎了，窗口那个孩子或者整个教室的孩子要在玻璃修好之前，忍受挨冻，而且这是对公共财产的破坏。像这种情况，任何孩子跟老师、学校反映，在他们的教育观念里，不能理解成打小报告，因为这是出了害群之马。我们要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有义务关心这个团体。但是如果有一个学生说这个老师长得特别难看，长得特胖，等等，另外一个学生去找老师反映这件事，这毫无疑问就是打小报告的行为。第一，那个人说的话不危害任何团队，只是那个老师知道后会不高兴。第二，告诉老师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那个老师可能因此不喜欢这个孩子。这是典型的打小报告。
但是我自己注意到，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公司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姑娘们的身上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使他们认为顶头上司或主管有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也会一直忍，忍到忍不了的时候就辞职。有的人在辞职的时候都未必会说出来，而是他和其他同事说了，然后又传到另一个主管耳朵里，最后传到我这儿来了。我去找他问，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情况你不反映，而是忍了半年最终辞职呢？他说：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我就走，我也不能给顶头上司打小报告。但其实从事后我了解的情况看，那些是不应该被归入打小报告的范畴的，但是他会认为这是打小报告，并且不说，这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
而公司里早期创业的二十多个元老级的同事，他们身上有一点非常好，即使没做主管，仍然有非常强的主人翁精神。他认为这个企业就是他们跟着我打江山走到今天的，因此在公司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管理层，只要有看不惯的事情就一定会直接找我说，并且还是骂骂咧咧地说。这点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我不会安排一群“特工”下去给我摸情况，但是这些人会基于对公司的主人翁心态来向我反映情况。还有些人，当他们认为我做得不好时，会在公司的群里或者是在微信、微博上写一些阴阳怪气的话损我。原则上，新来的同事是不敢这样的，但是那些老员工会阴阳怪气地说。如果他说错了，我会去找他要解释，他就会跟我道歉；如果我发现他没说错，是我们想得不周全，我会去找他道歉，他也会接受。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公司这样的人能多一点儿。
有意识地关注和接纳人才
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关注和接纳人才
这方面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是《凤凰周刊》的前主编，也就是今天大象公会的创始人黄章晋老师，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当年我和他受邀去网易参加一些高校的活动，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在高校的讲台上和大学生互动的时候（由于这些大学生年龄偏小的关系，所以问的问题大多比较单纯、幼稚），时不时地也能在现场发现有某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站起来和我们对话、向我们提问时会流露出与他的年龄不成比例的成熟和优秀的气质。一旦有这种情况，我们一起坐在台上的几位所谓的老师，一致感觉这个年轻人真不错，仅此而已。
但是我注意到黄章晋老师只要在休息或结束的时候，一定会下台和那些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的年轻人交换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方式。当时我们开玩笑地叫他“黄总统”，取笑他为了将来打江山、招纳人才真是不遗余力。但是后来等到我创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做得有多糟糕，因为黄章晋创业的时候，他的通讯录上至少有一两百个他长期以来关注并且保持一定程度联系的人才清单，所以他把这些人才劝过来参与自己的事业，会少走很多的弯路，这样做也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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