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后，一直给大宾帮忙跑腿，没几天发现自己确实也帮不了什么忙。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继续待在上海只会是大宾的一个累赘，赌场继续开张似乎不大可能。上海离家很远，一直没能适应上海口音，听着满街“阿拉”、“侬好”，“我是外乡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次喝酒，我跟大宾说我想离开上海，他当时反对得厉害，但也没犟过我。他见留不住我，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做分手礼物。1997年还是满街大哥大配传呼的年代，小型手机很少人用，价格贵得吓人，带号一共要一万八千（估计现在扔在地上都没人捡）。大宾说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还需要我来帮他。
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又盘桓了几日，和这些朋友举行了几场告别宴，我离开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1997年，满街都是赌博机，游手好闲的我天天去那里玩，扑克机是死活不玩的，就去摇摇37机，10块钱换100个币，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输了就输了，从来不和机器较真。
在游戏厅里慢慢又认识了一些人，那是一些投机的人。他们整天待在游戏机房里，也不正经去玩。但对哪些机器吃了多少分、吃了多少币、哪些机器啥时候爆过，研究得很清楚。一旦有机器吃的分多了，机器上的人离开，他们立刻占上去玩，事实上，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捞到多少。
渐渐地彼此都混熟了些，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一起玩“斗鸡”。
斗鸡是一种很普及的赌博方法，一副扑克，打法类似梭哈，三个一样的最大，依次下去就是同花的顺子、同花的杂牌、杂牌的顺子、杂牌；要是两家出一样的牌的时候，就比牌面最大的一张牌；三张都一样大的时候，则要比花色，依次是红桃、黑桃、方块、草花。有的地方也叫“斗智”，我觉得这个叫法更形象。一副牌多家玩都可以，三个人、七个人都可以玩。每人发三张牌，每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牌，根据自己拿到的牌的大小决定下注还是跟注。你可以通过跟注的过程去试探别人；也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估计对方的底牌。整个过程就是斗智的过程，但是发到手里的牌的好坏也是输赢的关键。你分到了一手烂牌，任你演戏演得再好，人家底牌好，是不会被你轻易吓唬走的。
刚玩的时候，我每次下注的金额是1块钱。不要以为这个赌注小，底钱1元，封顶10元，只剩最后两家的时候才可以看底牌，要求看的那一家必须压双倍才可以去看；如果觉得牌好，可以在1～10元之间任意下注。下家要跟也必须押同样的注，也可以先闷一次，紧跟着的下家必须双倍跟，一局下来激烈的时候也能达到几百元。
开始大家都漫不经心地玩着，打发时间，图个乐乎。总有不认识的人加入进来，我也从不出千，一切听天由命。
直到有一天发现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出千，我将计就计，狠赚一笔。那天，被打发去买扑克的人拿回来了一副魔术扑克，这东西我在赌场工作的时候接触过不少，我也不去说破，反正你认识，我也认识。
可能他眼神不够，只认得自家的牌，我可是全场都认识，也乐得捡现成的。我经常把自己的扑克故意收拢在一叠，这样他想看我的牌，也只能认出一张来，有时候他们故意碰到我的牌，想碰开看清所有的牌，我也装糊涂，从来不去说破。
我在场上就很容易认出联手搞鬼的人，也知道他们里面哪些是凯子。当然了，我可能也被当成凯子。
但是那些凯子也有不甘心就这么输的，想尽办法，比如把牌故意掐个边做记号什么的，我从不说破，我仗着认牌比他们快，每天都能赢个百十来元。我赢来的钱一分不留，都是请大家吃吃喝喝。一来，在这样的局上我从来不用手法；二来，大家看我经常赢钱但是从没把钱拿走，他们都愿意和我交朋友，都说我斗鸡玩得好，我呢，也乐得大家奉承我。
大概请了他们20多天的客，他们可能发现想赢我的钱不容易，就慢慢淡了。这期间，他们拿了多少种这样那样的扑克，我都不记得了。
从这个局里，我认识了三元。
三元是附近最繁华的步行街上的地头蛇，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据说他蹲了好几次监狱，也没有正经工作，养了几个小姐，专门在电影院陪人家看电影，他和几个哥们在电影院附近暗地里盯着，防止遇到有人不给小费的事情发生。小姐陪人进了电影院，他没事就跑到电影院附近的游戏厅里晃。
玩得久了，就经常一起去喝酒。有一次，我俩都喝得有点高，他搂着我的肩膀，舌头也大了，说：“老三，看得起我的话，咱哥们真心交个朋友。”
我还算清醒，有点不以为然，说：“你拉倒吧，还和我交朋友？差点把我当凯子。”
他喝了不少，却一点也不糊涂，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看他不好意思，也有点后悔说出这个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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