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了二十八名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十分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我们原有的侦听员，浩浩×××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四十五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转瞬即逝的。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一般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电台通常有十五或二十一套频率，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一百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一百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十八套频率计算，那么100×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四十五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二十五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三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03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接触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铁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无可指责，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只有去天上飘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铁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说，要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要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事实上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甚至还有些绯闻传出。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回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04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我要带的人，罗山，或者罗三耳，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过，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罗三耳”的尾巴，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新账老债一起结，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于是骗了个机会，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
算他命大，没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医院看他，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腿脚摔断了不说，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
我在他床前留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告诉他，本来我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伤得太重，无法为我们效力——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第二层意思，我询问他，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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