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四月,新学期开始了。
在那之前,二年级的最后一天,我们提交了各自希望在三年级选修的科目,新学期将以此为参考进行排班。
除了英语、语文等必修课程外,其他科目都是按各自喜好自由选修。我和纯子都选了相同的科目,社会科学方面选的是人文地理,理科选的是地理学,数学则选的是代数Ⅱ。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班,而且现在也都选修同样科目的话,那么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还在一个班里了。
可是新学期开学后一看排班情况,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我被分到了一班,而纯子却被排到了九班。三年级一共就有九个班,我们俩正好被分到了两个极端上。
我对此深感失望,终于认识到这种分法纯粹就是老师的阴谋。肯定是情书事件在排班问题上造成了影响。
纯子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我们作为当事人感觉并不明显,但似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关系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至少老师们认为我们的关系需要严密监视和控制才行。
我原本想就这一问题找以前的班主任老师理论一番,指出这种排班方式不合理。但是宫川怜子以及我的好友桥本他们虽然也都和我选修了同样科目,却同样也被转到九班去了,倒也不是只有纯子一个人被强行分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再去找老师理论,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反而会暴露我和纯子之间的关系,我也就只好作罢了。
一班和九班的教室位于长长的“3”型走廊的两端,尽管选修的科目完全相同,我们平时也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上课。
这样一来我们能够见面的机会就只有放学后到图书馆活动室里去的时候了。可是纯子本身并不是图书部的成员,与图书部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出入图书部太过频繁也会令人起疑。如果纯子请假不来上学的话,我们就会完全失去联系。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忧心忡忡。
最后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更加频繁地利用那个旧桌子的抽屉交换信件了。
在各方面交往条件都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唯一令我感到欣喜的就是利用学校组织学生出去旅行的机会,我有希望在东京与纯子见面。
我们学校组织的学生旅行一般安排在升入三年级后的那个春天里进行。具体内容就是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转一圈。这样安排是由于校方考虑尽快安排完这项活动后就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准备高考了。
俗话说“苦尽甜来”,但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与此恰好相反。令人郁闷的复习考试阶段就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意为早晚会来到的灰色季节而苦恼,反而希望趁现在及时行乐。
四月十日,我们在冰雪消融的札幌车站前集合,一起登上了南行的列车。虽然山野田间还有些积雪未化,但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方,所以大家都脱掉了厚重的大衣,只带上了一件较薄的外套。
三年级九个班共分成三批,纯子则一个人单独行动,比我们这批人先行到东京去了。
纯子起身去东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图书馆见了面,定好了在东京的行动计划。
“你们是十四号到东京吧?我那天有事儿没办法见面,不过十五号下午我会在上野的美术馆里。你到那儿去找我吧。”
“我一个人能找到吗?”
“肯定没问题。到了那里你就到女画家美术展的展厅,让负责接待的人到里边去叫我一声就行了。”
我有些担心,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东京,我一个人是否能找得到那里。不过纯子倒像是毫无疑虑似的,很开心地说:“在东京不用担心被别人看见,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一起了。”
纯子的话平复了我不安的心绪,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点头表示赞同,暗暗给自己鼓劲,“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
在京都、奈良、大阪等关西地区转了一圈以后,我们坐夜行车于十四号一大早抵达东京的时候,天空中正下着小雨。在阴冷潮湿的细雨中,我们坐游览车在东京都内转了转。第二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我拒绝了朋友的邀约,等大家都出门之后,一个人去了上野。
雨虽然已经停了,但可能还是由于昨天那场小雨的关系,上野山上的樱花飘落了满地花瓣儿。不冷不热,温度适宜,但令人郁闷的云层却低低地笼罩住了春日的天空。
我按照预先看地图的印象,一边问路,一边朝美术馆的方向走。从上野车站走来,路途比原来想象的还要远,不过走在陌生的道路上自有一番不同寻常的乐趣。
当我终于在正前方看到一栋褐色建筑物的时候,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到美术馆这种地方看画展,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我站在远处看了好一会儿,这才走近前去,向招待处的人报上了纯子的名字。
“请您稍等。”
接待处的女士跟身边的人交代了两句什么,然后便消失在展厅里。
过了几分钟,纯子走了出来。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纯子竟然穿着校服。她从来没有在学校以外的地方穿过校服。在这种地方看到她穿校服的形象感觉很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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