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自序
朋友劝我出一个文集，提了几年了，我一直不感兴趣。第一，我这样的作家值得出文集么？第二，我今年七十三岁，一时半会还不会报废，我还能写一点东西，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我出的书很分散，这里一本，那里一本，有几本已经绝版。有的读者或研究我的学生想搜罗我的作品的全部，很困难。有一个文集，他们翻检起来就可以省一点事。编一个文集，就算到了一站吧。我也可以歇一歇脚，稍事休整，考虑一下下面的路怎么走，我还能写什么，怎么写。于是接受了朋友的建议。
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都干了些什么？时间的浪费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大部分作家都如此。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邓小平同志说运动耽误事，这是一句很真实也很沉痛的话。“左”的文艺思想又扼杀了很多人的才华。老是怕犯错误，怕挨整，那还能写出多少好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大家都来反省一下的。
文集共四卷。第一卷是短篇小说（分上、下册），第二卷是散文，第三卷是文论，第四卷是戏曲剧本。
我是四十年代开始写小说的。以后是一段空白。六十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发表小说的数量不少。这个现象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些小说，只能说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至今已觉不新鲜”。现在的青年作家看了那些小说，会说“这有什么？”但在初发表时是颇为“新鲜”的。那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他们原来以为小说是只能“那样”写的，于此可见作家的文艺思想被束缚到了何种程度。
“那样”写的小说是哪样的小说？
得有思想性。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以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得更多一些，看得更深一些。不是这样，要作家有什么用？但是一些理论书中所说的“思想性”实际上是政治性。“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这限制了作家的思想。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有一种倾向，即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我以为这种倾向是好的，这拓宽了文学创作的天地。政治不能涵盖人生的全部内容。
其次很多人心目中对小说叙事模式有个一定之规。他们不知道小说创作方法第一必须打破常规。大家都是一个写法，都是“那样”的小说，那还有什么多样化的风格？
我的一些“这样”的小说可能使青年作家受到某种启发，差堪自慰。但是他们都已经走到我的前面了，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希望青年作家还能从我这里接受的一点影响是：语言的朴素。
这几年散文忽然走起俏来了。报刊发散文的多起来。专登散文的刊物就有好几家。出版社争出散文。散文的势头很“火”。而且方兴未艾，不是“樱桃桑椹，货卖当时”。这是好事。为什么现在愿意读散文的人那样多，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没有捉摸透。
我本来是写小说的，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这几年情况变了，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有一点本末倒置。每天睡醒，赖在床上不起来，脑子想的就是今天写一篇什么散文。写散文渐成我的正业。去年到今年，我应出版社之请，接连编了五个散文集，编得我自己都有点不耐烦了。
为什么有人愿意读我的散文，原因我也一直捉摸不出来。
《蒲桥集》的封面有一条广告，是我自己写的（应出版社的要求）：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实在是老王卖瓜。“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吹得太过头了。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自己署名，我是不干的。现在老实招供出来（老是有人向我打听，这广告是谁写的，不承认不行），是让读者了解我的“散文观”。这不是我的成就，只是我的追求。
我以为散文的大忌是作态。
散文是可以写得随便一些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叫做散文。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我的散文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我要跟自己说：不要写得太滥。要写得不滥，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多想想事，多接触接触人，多读一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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