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语
我的困惑
曾祺同志：
您好！上次在街上碰见您，您问起我这两年的创作，您大概还记得我当时面色微红，欲言又止的窘态。有些问题我总想找机会登门求教，可又怕打扰您。
我自信我不是一个甘于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的剧作者，我虽愚钝，但总以探索为乐事，即使碰壁也一笑置之。
前几天，我的一位出国工作的朋友从国外给我来信。他是一位才气横溢，而又不大合群的人，但和我有多年厚交。他说：“我不知我怎么了，坐在异国的剧场里，对我们的戏剧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崩溃感。被你们奉为国宝的京剧，到底算什么样的艺术呢？无休止的程式、模式，她和生动飞跃的现代生活是多么格格不入啊！有人一听说‘危机’就谈虎色变，我想何止危机，我们恐怕不能阻止其必然出现的悲剧命运。”
他的信使我难过了好几天，我不同意他的话，但我又担心他的话是对的。
真是凑巧，昨天下午，我奉命去会见一位来自我那个朋友所在国的女电影明星。她年近五十，拍过七十多部电影，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她的名字在电影界几乎是无人不晓的。她是应我国电影学院邀请来华讲学的。她为人直率，毫不做作。我们问她对中国电影的印象，她直言不讳地说，就她看到的一些片子，她认为中国影片的电影书法（语言）陈旧、落后，有的像广告片，有的像旅游片，有的又像舞台片，许多影片像印刷体的字，拘谨，缺乏生气。但是，她又极其高兴地告诉我们，她看了中国京剧《拾玉镯》、《钟馗嫁妹》，她说这虽然是古老的艺术，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是却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是写人性的，是一种非常完整的艺术，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她看懂了。表示还希望再看几出京剧。
曾祺老师，我这几天老在想，我们所致力追求的未来戏剧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传统戏剧艺术呢？我们又该如何和越来越多的面目陌生的异国戏剧流派相处呢？我的创作之路，追求之路，探索之路又该如何走呢？
您是我敬重的师长，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江连农
五月五日上一个“外星人”的回答
连农同志：
你在很严肃地思考有关戏曲创作的问题。你提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今年春天，有一位报纸的编辑来采访我，我信口谈了一些对戏曲的看法，她戏称我为“戏曲界的外星人”，大概是觉得我的某些话有点离奇。既承垂问，我也可以说一点“外星人语”。——其实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毫不新鲜。
戏曲创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也许只是一个问题：戏曲观念的更新。
中国戏曲是很有特点的，在世界戏剧之林中确实能够自成体系。“无休止的程式”不是它目前不大景气的病根。芭蕾不也是由程式组成的么？中国戏曲有大量平庸甚至低劣的剧目，这些剧目被淘汰或将被淘汰，是自然的事。但是有永不凋谢的不朽的精品。比如昆曲的一些折子戏。有人说：有一出《痴梦》，我们就差堪自慰，可以对戏曲的前景不必过于悲观，戏曲还是有振兴的希望的。这话不是毫无道理。我们对上昆、苏昆的同志充满敬意。昆曲目前并不怎么上座（演员的奖金也不会多），但是他们确认为昆曲是中国民族艺术的精华，充满信心，充满热情，挖掘整理，精益求精，虽不免清贫寂寞，却自觉乐在其中，他们真是一些心灵很美的好人！我们在昆曲调演中看到他们声情并茂，光彩照人的表演，不能不想到他们对于戏曲艺术的忠贞不渝的高贵的献身精神，不能不感动。五十年代，昆曲曾以《十五贯》一出戏轰动全国；八十年代，昆曲又拿出这样一批精致玲珑，发人深思的折子戏，昆曲所惠于国人者多矣！从昆曲的两次“进京”，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反映出人们的戏曲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不是说像《痴梦》这样的戏五十年代绝对不可能演出，但是相信是会遇到阻力的。人们会问：演出这样的戏有什么政治意义？对观众能起到什么教育作用？这样的问题很不好应付。——不像《十五贯》，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关心人民疾苦，重视调查研究，有人民性！（“人民性”是五十年代戏曲通行证上相当于“验讫”的朱红戳记）。《痴梦》如能在那时演出，大概会被归入这样一档：艺术上可取，内容无害。一个戏曲作品的思想内容落得一个“无害”的评语，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事。《痴梦》的思想内容又岂止是“无害”而已呢？我不想在这里探讨《痴梦》的思想，更不想评说《十五贯》和《痴梦》的高下，我只是说《痴梦》对许多人的戏曲观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痴梦》（以及其他昆曲剧目如《迎像哭像》、《打虎游街》、《偷诗》……）的出现，是戏曲工作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戏曲工作反思的结果，是对“四人帮”文艺专制主义的一个反拨。
五十年代，或按一般说法：“十七年”。我一点不想否定十七年戏曲工作的公认的巨大成绩。但是我不赞成对十七年的戏曲工作作全面肯定。有的同志盛称“十七年”，以为如果回到“十七年”一切就都好了，值得商榷。十七年，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左”。难道戏曲独能例外？文艺的“左”，集中在一点，是：为政治服务。三中全会以后，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我们都是从“十七年”过来的。我们都深知政治标准第一，教育作用至上是个什么滋味。第一和至上的结果是：概念化。十七年的许多戏，包括一些名剧，都带有概念化的痕迹。第一和至上的恶性发展，就是“四人帮”时期的“主题先行”。“四人帮”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三突出”和“主题先行”。“三突出”，大家批判得很多了。但是我以为“主题先行”的危害性比“三突出”更为严重。“主题先行”不自“四人帮”始。“四人帮”以前就有，只是没有形诸文字，成为文艺的宪法。而且这种思想至今并未绝迹，至今仍是覆盖在我们的文艺观——戏曲观的上空的阴云。有的时候，云层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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