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明侃侃而谈：“从前一直有种意见，在旧的体制内进行改革，比如在同一个飞机制造厂内军机和民机同时共存、分线管理经营。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军机和民机的技术、生产设备实现充分的共享，避免重复投入。同时，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军机的订单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性。波音飞机就是这样做的，它的军机和民机可以按照不同的管理体制在同一个企业共存，军机和民机两者在研制上互相补充、促进，和谐健康地共同发展。”
“实际上，我想不光是我，包括在坐的各位都知道：现有体制好比是男人，改革要达到的能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好比是女人，民用大飞机好比是孩子，孩子要生出来，需要男人的帮助，但最终是要由女人生出来的，而不是由男人生出来。如今要在现有体制内通过改革制造出大飞机，就好比是硬要男人通过努力来生孩子，这是一件极为荒谬的事。”
“中国要造飞机，体制问题是首要解决的，关于在旧体制下改革我不是不同意，但我的个人意见是，那样改革不见得有什么明显效果，我们应该再彻底一点。”
他拿出自己的报告书，念道：“所以，我和我的几个同行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得出这样的意见：必须在现有体制外设立一个全新的按市场规律要求组成的企业，它可以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吸取社会资金、地方政府资金，旧体制内的航空工业企业也可以参股、合作。这种方案能彻底地改革旧的体制，使企业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随着徐昌明的发言，一些外国专家涉涉点头，这的确是一种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更改的措施，如果真这样做到了，那么詹姆斯曾经预言的“三足鼎立”真可能成为现实。
但第二位发言人，来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科委的袁四强却发言反对：“徐工（徐昌明从前为技术部门骨干，资深业内人士大多称徐昌明为徐工）的发言的确听起来很完美，其实这个想法我还我们厂内的一些同行也都想到过，不过徐工可能久在军工，不熟悉国内厂家的情况，恕我直言，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飞机不同于一般商品，除体制因素外，技术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我国目前飞机研制的技术在世界上还十分落后，要想制造出一架性能为市场所接受的飞机，需要全国所有的飞机研制专家的努力，一些零部件确实可以通过国际采购获得，但是一些关键的研制技术在国际上是买不来的，需要自主创新。在体制外设立一个企业，即使能获得大量资金，但是它也无法找到足够的技术研制力量，这些力量现在都由航空一、二集团所有，体制外设立的企业又很难得到航空一、二集团全心全力的支持，这样的企业即使有好的体制，也无法制造出有竞争力的大飞机，大飞机不是光用钱能堆出来的。退一步讲，这个现有体制外的企业如果真能把研制人才从航空一、二集团拉过来，但是由于大飞机研制的周期很长、我国飞机的研发力量又十分有限，这样反而会影响军机的研制。”
“所以在体制方面，我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在旧有的体制下进行改革，这样固然可能显得小家子气，但目前的技术力量条件下，却是最可行，也最稳妥的方法。”
袁四强支持原有的体制改革意见，又使得与会人员开始交头接耳，他的话很有道理，改革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彻底的改革有极大风险，万一砸了？谁来负责？谁又能负责？一些原本有“中国技术威胁论”想法的外国专家却暗暗高兴，因为从这里听出中国航天技术力量远没有外面传扬的那么强大。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谢既元教授，他面容苍老，但声音洪亮：“听了刚才头两位的发言，我原本想发表的意见有点动摇了，其实我一开始是支持徐工的意见的，但袁主任也说得不错，我们的技术力量的确还太薄弱了，所以，我将两位的意见中和了一下，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我们能不能参照汽车工业改革的经验，以我国几个主要的飞机制造厂为基础，组建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集团，打破现有航空一集团、二集团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现行的航空工业管理体制，主要通过航空一集团、二集团进行。这两个集团实际上还是延续原有的行政管理，下属企业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大胆地主张，撤销航空一、二集团，重新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集团，可以使企业真正走上市场的道路。”
谢既元的话如一颗炸弹，坐在南面位置的航空一二集团的代表变了脸色，心里不禁骂开了：“这个教书老头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撤销重组，哪有这么简单？”他们脸色一变也看在全场人的眼里，心想这下他们只怕坐不住了。
但这两位还是很沉得住气，第四位发言人正好是方严，中国资深导航系统设计工程师，他出了名的心直口快，众人见到刚好他是下一个，心想这下只怕他有更惊人的话要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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