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上海黄浦江边。一根电线杆上的喇叭中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声音，这种抑扬顿挫的音调在上海的天空上徘徊着，每一个人都在侧耳倾听，不管听得懂与否。那一天，从东京到北平，从上海到新加坡，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都会被这种声音所笼罩。发出这声音的人是日本天皇裕仁。
在这一天，这位后来享有高寿的裕仁天皇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第一次通过电波把自己的声音送入他忠诚的子民们耳中，告诉他们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日本帝国投降了。
那天少了一条左臂的伤残海军少佐武田丘带着十三岁的少年雷太郎一边听着广播，一边走在黄浦江边。全身海军服的武田左袖里空空如也地晃着，从额头上渗出了几滴汗珠，汗珠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武田忽然感到这太阳开始暗淡了，就象黄浦江里一艘军舰上挂的海军旗。
这天，路上他见到的所有的中国人神情都有些异样，当然，他们并不敢在日本军人面前兴高采烈，也不敢公然地交头接耳。但他们的眼中都发出了一种久违了的光彩，或是低下头偷偷地抹几滴眼泪。武田不愿打搅他
们，因为他自己也想从眼睛中放出光彩，也想偷偷地流两行泪，祭奠他那永远留在太平洋海底的左臂。
“父亲，我感到耻辱。”雷太郎轻轻地在武田耳边说。
武田凝视着雷太郎，沉默了许久，他的表情是那样另人难以捉摸。他仿佛突然陷入了往事中，从眼前这十三岁少年的脸上，看到了那个他从来未曾谋面过的人。武田把仅有的那只右手搭在雷太郎的肩头说：“雷太郎，听着，你并不是我的儿子，你是一个中国人。”
雷太郎突然后退了几步：“你骗我。”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说了。”
雷太郎盯着武田的脸，觉得他的脸忽然变了，仿佛自己正面对着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他刚刚开始变粗的声音划过了天空。
2000年上海的夏天的特别的炎热。我总是在下班后沉浸在旧书报的海洋中艰难地寻找着，希望能够实现大海捞针的奇迹。我目前在业余时间搞一项研究，主要是关于旧上海的金融业巨头丁氏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曾在上海辉煌一时，又迅速地衰亡，宛如昙花一现。
我只是个蓝领上班族，搞此类的研究纯属个人爱好，就象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养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纯粹是爱好，尽管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有关丁家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不是专业的，又无法开出单位介绍信，所以不能从档案馆调资料。我的研究处于极大的困境中，为此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上海，但仍毫无头绪。直到一个昏暗的傍晚，我在一家废品回收站发现了一张1931年的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张照片，正是丁家的全家福。
那张报纸由于年月太久，早已破烂不堪并且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但那张全家福几乎占了第四版的整个版面，拍摄和印刷的质量也不错，所以还是能够基本看清的。照片上总共六个人，和那时所有的大户人家的全家福一样，父母坐在前排的当中，两边各是一个儿子，后排的左边还有一个儿子，右边则是一个女儿。三子一女，标准的富商家族，每个人都在笑，似乎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了信心。可唯独女儿没有笑，她的脸上有一种忧郁，特别是眼睛，她的眼睛能说话，我可以察觉到，但我无法破译她向我发出的密码。虽然她惊人地美，但如果照片上她是笑的，那我会认为她是世俗的美。但她没有那种世俗的笑和世俗的美，这是致命的，既是对她而言，也是对我而言。
她没有笑，为什么？那个摄影师一定对他们全家都说“茄子”，而且象他们那样的家族，没有理由不充满自信。为什么？也许只是一时的不开心，发发小姐的脾气，或是看了阮玲玉的电影，故意这样以显出与众不同？不，没那么简单。与其说是我决心从她开始着手调查，不如说是照片上的她强迫着我走进她的世界，是的，我被她吸引住了，或者说我被她俘虏了。
1937年11月底，太阳旗的阴影刚刚飘扬在了大上海的上空。在距前不久发生过激战的四行仓库不远的老闸桥北的一条弄堂里，27岁的海军中尉武田丘正身着着海军服慢慢走着。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这座城市。
上海对于他的吸引力已不仅仅是国际饭店和大世界了，也不仅仅只是作为日本军人必须要征服中国的一项天职。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常常梦到一个人，武田下意识地感觉，那个人还在上海。那天秋风刮地很猛，他走出了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个人沿着四川路向南走，有人提醒他最好带上几个士兵以保证安全，但他拒绝了。独自走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五年的时间里，花了极大的精力学习汉语，现在他的汉语水平已与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相差无几了。当然他的上司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征服中国而必须的准备，其实并非如此，武田是为了寻找那个人，那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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