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得这本书—《悲惨世界》。
这本垃圾堆里的书啊，居然，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版本。封面上的几何花纹图案，像十九世纪的门窗。书名底下的“一”，代表第一部，然后是“雨果著”。扉页印着“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北京”。版权页上头是“VictorHugo，LESMIS小学四年级时，有次语文老师问有没有人看过《悲惨世界》，有的说看过电影，有的说看过日本动画片，但只有我站起来说，我看过小说……
《悲惨世界》是我接触的第一本文学名著。那时我只看过一小部分，第二部“珂赛特”开头，雨果用数万字描写滑铁卢战役—与整个悲惨世界基本无关，除了最后偷盗死人财物的德纳第。大师发神经般写了一长串，所有细节栩栩如生。我仍然记得那个“A”字形，那道致命的壕沟，葬送了拿破仑的胸甲骑兵。雨果一边描述战役进程，一边夹带大段抒情和议论，让我一度以为所有牛逼的小说都该这么写……
“对不起，先生，您能把这本书还给我吗？”她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带有川渝味道。
“你叫什么名字？”
“珂赛特。”
“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咳嗽般吐出一个“CO”，舌尖舔过牙齿间缝隙爆发有力的“SE”，最后是个微不足道的清辅音“T”。
“Cosette.”
看着她的眼睛，猩红的眼眶，雪白的黏膜让人微微战栗，乌黑透亮的眼球里头，瞳仁宛如黑洞，像是能吸收所有男人的目光。
她叫珂赛特。
这个饥饿的春夜，我吃完了十二个牛肉丸子，告别了十二岁的珂赛特，我会再来的。
春天，我重新读完了《悲惨世界》，那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行军跋涉，断断续续啃着嚼着敲骨吸髓般吮吸着每一个字。密密麻麻的叙述与抒情以及评论，宛如滑铁卢上英国方阵的矛尖。我几乎也深陷于拿破仑的困境，在威灵顿公爵的壕沟前尝尽了苦头。
那个春天无比漫长，刚刚经历南方大雪灾，等待北京欢迎你，迎来的却是汶川大地震，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通常是麻辣烫店里的珂赛特。
老板是个早衰的男人，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地震那会儿总是盯着店里的小电视屏幕。老板娘是个肥胖的女人，挽着头发高声大气地说话，但能看出她年轻时有几分姿色，或许现在也没多大年纪。店里没有雇用伙计—珂赛特除外，我经常半夜看到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拿着块抹布拼命擦桌子，去超市里打酱油、买啤酒，顺便给客人递餐巾纸，当然老板是绝不会让她碰钱的。我还会看到两个小女孩，一个年纪跟珂赛特差不多，还有一个尚未读书—她们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女儿，从脸型和眼睛能看出是亲生的。
看我经常光临小店，老板娘对我很热情。何况我跟杀马特风格的发廊小弟、对面夜总会下夜班的公主、附近群租房里的无业游民并不太相同。老板娘是珂赛特的舅妈，老板自然是她的舅舅，但我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有血缘关系。
至于“珂赛特”—老板和老板娘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显然没看过小女孩像宝贝似的藏在床底下的书。
她到底叫什么？对于麻辣烫店里的人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反正没人叫过她的名字，总是“哎”“那个谁”“小妹儿”……
那天夜里，麻辣烫店关着卷帘门，珂赛特独自坐在水泥台阶上，借着隔壁足浴店暧昧的灯光，低头读着《悲惨世界》第三部“马吕斯”第一章“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当我走到她面前，小女孩匆忙合上书本说：“先生，今天店里不开门，您不用等了。”
我摇摇头，坐在珂赛特身旁，陪她看书。
“先生，您为什么总是来看我？”
“因为你叫珂赛特。”
“珂赛特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先生。”
“听我说，你喜欢这里吗？”
“我不喜欢这里，但我出生在这里。”
“你生在上海？”
“嗯，但我还没断奶，就被送回了老家，外公外婆把我养大的。”
“珂赛特，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不知道爸爸是谁。那时候，妈妈在这边上班，就是这家店，他们都记得我妈。”小女孩指了指隔壁的足浴店，“后来啊，她去了一个叫东莞的地方，再也没回来看过我。”
珂赛特有双特别的眼睛，与这年龄和小脸蛋极不相称的，像在墙壁上画出来的大大的眼睛，深夜里幽幽的乌黑目光，足以吓走所有孤魂野鬼。我懂了。
小女孩的老家在深山里头。从县城坐中巴车上盘山公路要一个钟头，下车后再走二十里，之后爬过两道悬崖一座吊桥，直到白云缭绕的山巅，才到家。那里有座乡村小学，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她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语文课，二年级就可以给外公念《人民日报》了，虽说都是迟到一年的旧闻。三年级下学期，老师还没被抓起来，总喜欢摸她的小辫子。在破洞漏风的校舍里，教室最后一排，朽烂的木头课桌十多年没人坐过，断裂的桌脚下垫着几本破书。她好奇地把书搬出来，吹去封面上的木屑和尘土，露出灰色窗格般的封面—《悲惨世界》。这些书是很多年前，有人捐献给希望工程的。她偷偷把这五本书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纸张都布满污渍，每个字里都挤进灰尘，一股牲口粪便与小孩尿裤子的气味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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