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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驻藏大臣否太来说，达赖喇嘛的亲政让他感到事情难办了许多。面对摄政王迪牧，无论威胁恫吓，还是说服诱导，他觉得都是面对一个人，尽管这个人的身后是整个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就不同了，他象征一个僧伽集团，这个集团高深莫测到外人根本不知道谁是最后拿主意的人。表面上，达赖喇嘛本人的权威至高无上，但他毕竟是个毫无政治历练、刚刚走过少年的青年，他需要智囊的谋划和前辈的定夺。是谁定夺了他的突然亲政？又是谁定夺了他亲政之后坚决抵抗英国人侵略的决心？
否太坚决不相信乃穷大护法的降神问谕可以决定一切，也不相信沱美活佛和顿珠噶伦以及由他们发动起来的三大寺代表和民众大会能够改变西藏政局。他觉得在高墙厚垒的布达拉宫内部，那些根本不露面的达赖喇嘛的经师和亲随，也许才是真正有影响和有力量的人。
否太照例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两处参加了达赖喇嘛的亲政大典，大典上除了祝贺，别无他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新上任的政教领袖了。而他是非见不可的，他必须把在迪牧活佛面前说过的息兵罢斗、文争理阻的道理，再给这位他眼里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王说一遍。但他去了两次，两次都吃了闭门羹。达赖喇嘛总是托病不出，传话的僧人说得煞有介事：“头晕目眩、口干疮生、乱痛加身、性情急躁。”否太说：“朝廷有旨，总不能不听旨吧？”回答是：“病好了再听。”
可是达赖喇嘛的病总也不好。否太无奈，只好草拟了两封电文，一封发给了朝廷，一封发给了戈蓝上校。否太和文硕不同，他来西藏，带了一个西文翻译和一部对外电台，可以和戈蓝上校直接通电。否太给朝廷的电文是告状，说达赖喇嘛深居简出，难以接触，婉转传达煌煌圣训，并不遵行。观其藏臣的言语行动，违悖颇多，就算是张仪苏秦复生，也说服不了达赖及藏番。他想直接和英国人接洽，但藏番不肯支应马匹马夫。现在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任由藏番寻衅堵打，让英国人狠狠教训他们。等看到了惨败结局，藏番才会收敛本性。否太给戈蓝上校的电文则是媚颜出卖，说贵大臣领兵来藏，军行已久，所谋所划，用心良苦，却没有大获成功。原因是蛮番狡诈，不在情理之中，虽经本大臣竭力挽回，但教化之难犹如贵大臣进兵之艰。现在，贵大臣遽然深入，藏番的桀骜之性，必然变本加厉，将来立约通商传教，恐怕更多棘手。还望贵大臣速进之中，播仁心而少杀戮，免留仇雠敌忾，思长久之计而后图之。
两封电文之后，否太就觉得作为驻藏大臣他已经尽到责任了，既没有违背朝廷旨意，也没有得罪异教洋人。至于西藏人的态度，实在是无关紧要，大不了多死些人，多发些牢骚怨怒，他们还能造反哪？
最让否太遗憾的是，他想在西藏扶持一个既听命于驻藏大臣也让英国人满意的政教领袖化为泡影。达赖喇嘛的突然亲政，不仅让朝廷无法根据英国人的意愿诏封班丹活佛为“诺门罕”，并代替迪牧活佛出任西藏摄政王，还把班丹活佛推向了一个性命攸关的深渊。
班丹活佛虽然最早听到了达赖喇嘛就要亲政的消息，却没有马上离开功德林，回到江孜白居寺去。他想参加了达赖喇嘛亲政大典之后再走。举行大典的这天，他一大早从功德林出发，坐轿前往布达拉宫，经过一片树林时，突然听到一阵马蹄的疾响，接着就是一阵鸣叫，咚的一声，他身子一震，轿子也随之摇晃了一下。只听抬轿的喇嘛放下轿子，惊慌失措地喊起来：“杀人了，杀人了。”
马蹄的声音霎时远逝。班丹活佛掀起轿帘出去，看到一支响箭插在轿楣上，箭羽上拴着一片白绫。他撕下白绫看了看，上面有一滩墨迹、一滩血迹、一滩精液之迹。他知道墨迹代表权势之恨，血迹代表杀伐之恨，精液代表未来之恨，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仇恨会针对他。谁啊，谁对他的仇恨会这么强烈？其实是不问自明的，他浑身一阵寒凉，内心冷冷地颤抖着，半晌才回过神来。
奔我来的是响箭，弃我去的是骏马。既然灾难跟上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躲不掉的。班丹活佛并没有按照响箭的警告返回功德林，而是继续前往布达拉宫，从容不迫地参加完了达赖喇嘛的亲政大典。
但是他再也没有返回功德林，也没有回到江孜白居寺。在他离开布达拉宫后不久，他就失踪了，他和他的仆从全部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大家只能猜想：他是修持时轮堪舆金刚大法的大师，谁能阻止他的行止呢？除非用一种极端恐怖的方法控制住他，让自由变成他的法力远远达不到的彼岸。
不久，就传出了班丹活佛被锁身流放的消息。
就在驻藏大臣否太想见达赖喇嘛见不着，又是禀报朝廷，又是发电英国人的时候，雪浪寺的寺主赤烈活佛走进了拉萨。他到处打听前驻藏大臣文硕的消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很快有人把他的行踪报告给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派几个喇嘛拦住了赤烈活佛，问他找文硕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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