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二天，可依起的很早，公鸡打第一遍鸣的时候她已从床上坐起来，公鸡打第二遍鸣的时候她已经跑到电灯桥买早点，等到公鸡打第三遍的鸣的时候，亮晶晶的晨露已经浸湿了她的衣裳。
富冈义勇随着第一缕朝晖一起出现在可依的视线中的。
他穿着整齐干净的鬼杀队制服，眉目间有清朗沉静的气色，唇角有温和地抿着。看着他可依便隐约觉得，昨夜的月亮其实并没有落下，它变成了这个男人然后又随着第一缕朝阳一起出现在她面前。她就这样怔怔地看着富冈义勇，忘了说话也忘了笑。
“おはよ。”富冈义勇走到她面前说。
可依还是呆呆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笑。
富冈义勇纠结了一下，用断断续续的语气说道：
“早……上好。”
可依这才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她就颇有些恼火，她在“新卡尔登”看到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美男子，这是第一次看个什么人看得忘了说话也忘了笑。这个鲫鱼，真是——不像话。
她带着这些恼火，故意板着脸在桌子上摆上了她买好的小笼包和豆浆。富冈义勇双手合十很短地说了一句，便开吃起来。他很喜欢美味特色的中国食物，可依一边看他吃着，一边有点阴暗地想着，等他跨上回日本的船时，他最好一失足掉到海里去，再由她救回来。
等富冈义勇吃完，可依去里屋拿过来一个用白布包好的包裹。
“给。”可依把包裹递给了他。
他疑惑地打开，原来包好的是干净整洁的他的羽织。
“我已经洗过晾干了……反正你也听不懂。”
富冈义勇呆呆地看着熟悉的羽织，心里扬起一股奇怪的感觉，他突然想到，已经很久没有人给他洗过衣服了。作为一个鬼杀队的普通猎鬼人，他能得到的优待只有出任务时歇息的紫藤花之家和重伤之后在蝶屋能得到一些照顾，不过这些都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他为鬼杀队卖命。
“谢谢了。”富冈义勇很真诚地说。
可依尖尖的下巴扬起来，眼睛眯了起来，心里似有个小小的太阳升了起来，突然怀里多了个硬硬的冷冷的东西——
她低头，看见一串她不认识的钱币。她茫然地看着他，他还是一副温和诚恳的样子。
“你应得的报酬，收下罢。”他说。
可依不高兴了，可依很不高兴，但可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说出来他也听不懂。她要把那串钱塞还给富冈义勇，可富冈义勇坚定诚恳的眼神制止了她。她竟然没有再推过去。因为她觉得她不听他话，他要不高兴了。
早饭时间很快结束了，可依要整理东西去卢湾，他们在老破的小租屋门口道别，然后富冈义勇往日租界的方向走去。走了两步，富冈义勇突然停下来回头，看到可依还站在原地不动。他有些奇怪地看着可依。
“可依，谢谢你，你走吧。”富冈义勇第一次喊了她的名字。
可依像是猜出来了他的意思，摇摇头。
然后用了很小很小的声音说：“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富冈义勇微微一笑，说。
他说完这话就转身走了，只留下可依拿着包站在原地。可依就在那里呆站了好久好久，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了，她才一跺脚，一转身走了。经过吴淞江的时候，她坚决而愤然地将那串钱扔进江里去了。
五
富冈义勇在外交官的府邸里住了下来，他的府邸在吴淞路，其实离可依住的地方并不远。移居上海的日本人看起来并不少，他附近的区域内建起了不少为日本侨民的住宅、学校、剧场和寺院，看起来很像“小东京”。
外交官告诉他最近开往日本的邮轮是下个月底开往长崎的“上海丸”，也就是说富冈义勇还要在上海呆上一个多月。鬼杀队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但在民间的呼声很高。外交官决定让属下正好带富冈义勇在上海游玩一番。富冈义勇看着招摇在吴淞路上的日本兵，他们都配着枪支，他有些疑惑为什么本国的军队可以在他国招摇过市，他问他的向导，向导一脸尴尬地笑着。
富冈义勇在上海玩了三天，第四天傍晚，向导突然一脸神秘地说要带他去见识见识“夜上海”。
朱葆三路是上海最短街，可同时却又可说是最热闹的街。全街只有10来间屋子长，而街道两旁的大约有20几家店铺，都是餐室、咖啡间、舞场、酒吧之类。向导让他特地换上了一身西装马甲三件套，传统家庭出生、从小训练长大的富冈义勇皱着眉穿上了奇怪的衣服，领带打得更是奇奇怪怪。
舞厅外面耀眼的霓虹灯让富冈义勇感觉新奇，仿佛眼前是一个现实社会与幻觉世界的过渡空间。霓虹灯点缀下的舞厅，隐隐约约看见里面随着爵士乐伴奏起舞的舞女，瞥见她们的衣着，富冈义勇羞赧地别开了头，向导咯咯地笑了。
向导带他进了一家叫做“新卡尔登”的华丽建筑。这里兼营电影、餐厅和舞厅。舞厅八点才开门，到深夜一两点达到高潮，一般不到凌晨四五点，客人是不会散场的。弹簧舞池地板与纵横交错的镁光灯，让人感觉像是在鸡蛋上跳舞。
富冈义勇浑身僵硬，他再怎么少年老成也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而舞厅里的舞女比他执行任务在吉原看到的游女们都要时髦得多：有的舞女穿戴很少，帽子、浅帮鞋、细腰布；这里演奏的乐曲都是当时最流行的美国爵士乐，而不是熟悉的三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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