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岁那年，老天又想起了我。
埼玉是临近东京的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由于东京过于繁华，古老而落后的埼玉渐渐被统治者遗忘，再加上这些年地震洪灾不断，很多人纷纷迁往东京，这里逐渐变得冷清。
父亲的典当铺生意越来越萧条，他考虑把家也搬到东京中野区的亲戚那里，和母亲一起谋划着搬家的日子。
这年的六月，天气异常地热，从月中的一天开始，整个城市走进了一场连绵大雨。
这场雨在埼玉下来整整半个月。
一开始大家觉得很欢欣，期待着秋日的丰收，可是雨势一天天地大起来，惶恐也一天天地加剧。
终于有一天，噩梦成真了。
我跟义勇从店里刚出门，后脚便听到城外一声巨响，接着地上的积水越来越多。即使我们家在高处，可是水面还是蔓延到了我的脚踝，义勇背着我回了家。
“可能是泄洪了。”他说。
尽管形势很不乐观，父亲还是在这段时间把店开着，在积水蔓到我的小腿时，天晴了。我们躲在家里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当义勇牵着我艰难走过潮气蔓延的街道时，不经意间总会看到泡得肿胀的尸体。
“别看。”下一秒，义勇便盖住了我的眼睛。
我本来以为这一场灾难已经过去，可是过了几天，家里传来邻居中有人突然死去的消息。那人死的很突然，身上充满了灰白色的斑点，接着高烧不退，没撑过两天就死了。
只是没想到，过了两天，那家邻居和他们雇来埋葬他的几个人也相继死去了，他们有着同样的症状，浑身布满了灰白色的斑点，高烧不退。
埼玉爆发了瘟疫。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父亲和母亲勒令茑子姐姐，我和义勇躲在家里不要出去，可是家中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当父亲从城里回家痛骂统治者时，我才知道埼玉被士兵围了起来。饥饿的灾民跑到城墙上哭嚎，得来的只有这样一句话：
“天皇下令，瘟疫没有结束不得出城。”
越来越多的人死去，却不是死于瘟疫，而是饥饿，甚至有人跑到城墙上一跃而下，赌个生死逃出。父亲在乡里的一块无人问津的农地里挖出了些红薯，我们得以再坚持一段时间。终于在有一天，母亲在父亲的脖颈上，发现了一块灰白色的斑。
那天晚上，母亲喊来了我们三个孩子，用压抑的声音说：
“旦那恐怕也染病了，但是你们必须活下去。”
我连续紧绷的情绪终于崩溃，可我看到紧咬嘴唇的茑子姐姐和低头不发一言的义勇，我的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握住了义勇紧紧握拳的手。
母亲准备好了一些剩下的红薯和昂贵的珠宝盘缠，她说，明天她和父亲会和一些染上瘟疫的人去城门口闹事，嘱咐我们几个还有别家的孩子趁机逃出去。
那天晚上，我忍不住悄悄走出了房间，轻轻推开了义勇的房门，发现他坐在纸窗前夜没有睡。他回头看到我，我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的。
我的心更疼了，走了进去悄悄地关上门，走到他身边坐了下来，说：
“义勇，父亲和母亲会离开我们吗……”
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抱住了我。我终于忍不住低低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着：
“我好舍不得……父亲和母亲……义勇你，为什么当时不说话呢……”
义勇紧紧地抱住了我，低沉地说：“不要辜负父亲和母亲的心，虽然不想承认……我们只能这样活下去。”
“……活下去，就要失去很重要的人吗？”我泪眼朦胧地在义勇的怀里喃喃。
义勇没有再说话，我想他一定也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中，于是我回抱住了义勇，定定地发誓：
“我要活下去，但我再也不想失去重要的人了……不想再失去义勇……茑子姐姐……”缘一先生……
我靠着暖源沉沉地睡了过去，没有听到义勇的呢喃：
“不会再失去的。”
第二天夜里，茑子姐姐背着装满行囊的箱子，义勇背着被布料包起来的我，跟在母亲的后面，父亲已经去和其他人汇合了。
城门依然紧锁着，将士们已经沉睡，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士兵拿着枪在巡逻。
那天我伏在义勇的背上，眼睛里看不到一物，只听到越来越大的吵闹声，还有可怕的枪声，更多的，是满耳义勇气喘吁吁奔逃的呼气声。
我的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大洞，在一阵颠簸间，我不敢发出声音，只是无声地流泪，可是我的嘴像被绳子勒住一般咧开着，我想哭喊，可我必须忍住，因为我不能失去更多重要的人。
我的眼泪透过一层又一层布料，烫在了义勇的背上。
他难得地懂得了我的心情，沉默着加快了脚步。
等那场噩梦彻底结束，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我们逃到了东京的中野区野方村，得知我们是从埼玉逃出来的，这里的村民很不待见我们，茑子姐姐带着我们在父亲早早买好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了下来。
茑子姐姐才十六岁，义勇十四岁，我十二岁，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干活，我们只有靠母亲留下的金银珠宝勉强度日。
茑子姐姐在附近姓星野的人家找到了一份针线活，有了些微薄收入，姐姐似乎和他们相处得不错，经常会带一些好吃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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