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疑问……”沉吟一阵，他用探询的目光盯住我，“那封信，如果不是写给罗绮纹的, 那信的内容，她罗绮纹何以那么熟悉？”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这么说，她们还没来见你？”
“妈哟, 散会后你小子脚跟脚就来到了这里，谁有机会来见我？”我笑骂他。
“说得也是。”他点点头，懒懒地站起来，“看来我这个闲人是该给‘当事人’让出时间空间了。”刚要跨出门外却又回头对我说，“我倒忘了我来此的目的是想再次给你提个醒儿。去年西山之游我的忠告还记得吗？对你我这样的人来说，最好是收敛，收敛，再收敛，‘韬光养晦’是必要的‘安全阀’。这一年来你很少在班上露面，是非就相对地少了一些，但你并非就真正甘于寂寞。你的《蓝色的嘉陵江》演唱了，已让一些人心中不快；下农村又去搜集民歌，弄出一台什么‘坐歌台’，更激起常思红们不满；你谈情说爱，谈谈说说也就罢了，何必还写什么情书？而情书上又写那么一些同恋爱无干的闲话，什么‘自由’啦，‘人性’啦，‘人道主义’啦，这些当今敏感而犯忌的东西，你以为没像江白石那样当众卖弄就不会犯事，常思红那党人是干什么吃的，你不知道？你不要只怨别人无事生非：‘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明智的态度是该多检点自己的言行。眼看就要毕业分配了，千万别再出什么事——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
方维鉴说这番话时，没了阴阳怪气、调侃与讽刺，他的态度是从未有过的正经而且诚恳。不见了“白眼”，只露“青眼”，黑亮亮的眼珠，深邃而且亲切。我不无感动。
“谢谢你的忠告！”我诚恳地表示。
“我知道你对我的处世哲学并不以为然，也不存望你谅解我的无奈。我是吃过大亏的人啊。我收敛，我沉默，我甚至驯顺，并不等于我服气，我投降。人，不必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不能没有自己的尊严。王、常之辈，乃至于刘秘书，有时我也主动去套近乎，但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一个卑鄙的告密者，我决不会出卖任何人的！我还要告诉你，刘秘书对你极不‘感冒’，而王、常之辈不断找你麻烦，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难道与刘秘书没有关系？我还要告诉你，刘秘书并不把严书记放在眼里，因为人漂亮，在院党委有后台。但严书记毕竟是她的顶头上司，按组织原则，严书记的话她不能不听从。我感到，要不是严书记护着你，她早就拿你开刀了。你要记住严书记对你的好，同时千万不要去惹刘秘书——若论左倾，浅薄，狭隘，意气用事，从本质上说，她与常思红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
“你说得对。”我再次诚恳地表示。而心里还是盼他快点离开，我实在是想看柳风的回信了。我站起身，示意“送客”。
“急什么？我还有话要说。”他伸出大手向下一按，“你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吗？”
“读过。怎么啦？”
“读过就好。坐下坐下，听我说。我国当代的批评家们认为于连的悲剧是他的‘个人主义’‘个人野心’造成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而我却认为是他‘与众不同的人格’不容于那个王政复辟的社会，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你好好去琢磨琢磨吧。在这样一个社会，你千万别想‘卓然而不群’——在这一点上，我看你与于连有同样的毛病。”
方维鉴的话，让我深省。是啊，仅就于连在神学院的处境，斯汤达在这方面就有若干段的描叙与分析：
“神学院里的那些狡黠之徒”，“认为他有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他沾染上了这样一个恶癖：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判断，而不是盲从权威与先例。”
“在这等地方，垂下眼帘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时时刻刻检点形骸，努力了几个月，还是不脱思索的神态。眼的表情和嘴的抿拢，还不足以表明……那种准备相信一切，忍受一切，甚至不惜以身殉教的信念。”
谢朗神甫“使于连养成正确推理，不信空话的习惯，但却忘了告诉他，对一个小人物，这习惯便会自取其咎；须知自作解人，便会得罪庸众。”
“思想是为人憎恶的……凡智力稍有可取的人，圣公会就会把他送轻罪法庭，上流社会就拍手称快。”
“于连长于辩论，又多了一桩罪咎。”于是同学们就给了他两个他们自以为可恶而可怕的绰号，叫他“马丁·路德”或“伏尔泰”。而马丁·路德是反宗教教条的伟大改革家，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旗手，他对封建专制和教会腐败攻击最猛，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倡导最力——而于连心向往之。
有人恶狠狠地对他号叫：“老天可以把你劈死，因为你是个异教徒，是个伏尔泰。”
“法国教会明白，书籍才是宗教真正的敌人。在教会眼里，虔诚服从才头等重要。”
（由此我联想到雨果《九三年》的一些文句：君主制复辟者反动的朗德纳克认为：“书籍造成罪恶”。“一切都是那些滥文人和坏诗人引起的。还有百科全书！狄德罗！达朗拜尔！”“人们把著作烧掉，却没有把作者烧死”；“假使伏尔泰被吊死，卢梭被送去当苦工囚犯，这一切就不致于发生了！啊！有才智的人是怎样的灾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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