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冬去春来，对闭塞视听的宁以沫来说，既无失落，也无期待，就那样倏忽间流转而过了。
盛春再来时，她偶尔也会像去年那样凭栏眺望，只是一切都是不咸不淡的，花开得不咸不淡，她活得不咸不淡，她身旁的人也亦然。
那天以后，辜徐行和陶陶并未如她所想般在一起，辜江宁也没有从陶陶身边淡出，一切照旧，他们还是保持着那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宁以沫是看不懂他们了，她也不想看。
那年三月，辜振捷的调令下来，他先一步去北京就职。
徐曼则留在聿城，一面陪辜徐行迎接高考，一面准备举家迁去北京的事宜。
家里的东西分批次地往北京运送，贵重值钱的已先一步送走，而那些不值钱的零碎自然是能丢就丢。
等到四月里的时候，该搬走的都已经搬走了，甚至连辜徐行收藏的所有航模都送去了北京，只有宁以沫房间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动。
哪里又会有人关心她的东西重不重要呢？
一种苦涩的不安从宁以沫心底滋生出来，她有一种预感，也许有什么格局就要被打破了。
随着她的不安日益以增，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是年五月，随着首例甲流病患被报道，一场肆虐全中国的甲流气势汹汹地袭来。
那段时间，整个一中里都弥漫着84消毒水的味道，课桌上、垃圾桶里到处可见甲流预防知识传单。学生们都人心惶惶的，无心学习，有些胆子小的学生甚至要求家长向学校请长假。
然而，受影响最大的自然是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的高三学生，他们既要抵抗高考临近的压力，又要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袭来的病魔前忐忑度日。
生活和出行的巨大不便波及了每个人，由于北京是重灾区，徐曼不得不停下搬家工作，并且日夜担心在北京的辜振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那年的高考来得不声不响，甚至有些灰头土脸。
高考前夕那天，一中给全校学生放了三天假，一来是给高三考生腾出考场，二来是避免不必要的喧嚣吵闹。
高考开考的那个早晨，宁以沫醒得非常早。
她睁着眼睛想了一会儿，默然起身，穿好校服，戴上口罩出了门。
宁以沫到一中时，四面人山人海。
一中的大门紧闭着，只留下一条一人宽的过道。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在过道外排起长龙，接受体温测量。
虽然学校不允许家长接送考生，但一中的铁栏杆外还是挤满了家长。
宁以沫挤在人群里，双眼静静地看着排队的高三学生。她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大约是想做个见证，因为这场高考落幕后，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很可能就要和她分道扬镳了。
辜江宁是他们中来得最早的，没人来送他，他骑着摩托风驰电掣地来了，摘下头盔那一瞬，宁以沫看见他的右脸红肿了一大片。他表情阴郁地走到队伍最前面，推开挡在前面的老师和医生，大步流星地往里面走去。
陶陶是第二个到的，她从自家的车上下来，戴了一个骷髅头口罩，打扮得像欧美大片里的XX女侠。她明显没有把高考看在眼里，即便在这一刻，她也只想着好玩。
辜家的车逼近八点半才到，辜徐行下车后，徐曼摇下车窗，热切地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回了一句话，随着最后一拨人进了大门。
宁以沫紧紧盯着他的背影，满心的思潮剧烈地涌动着。
就在这时，徐行若有所感地回过头来，直直地往人群中看去，没有片刻迟疑，就对上了她的眼睛。他隔空久久地凝视着她，末了，轻轻地点了下头，转身稳步朝大楼里走去。
次日，高考最后一门考完，一中敞开了封闭的大门。
压抑了一整年的毕业生不约而同地站在走廊上，将课本、试卷撕碎了往楼下丢。
整个校园里到处飘飞着雪白的纸屑，像是一场六月飞雪。
校方破天荒没人来管，因为管也管不住。
高三各班级的最后一个班会是有关毕业晚会的，校方要求全高三年级的同学于晚上七点准时到大礼堂参加毕业晚会。学校文艺部早已安排特长生准备好了部分歌舞节目，要求其余师生踊跃去文艺部报名，准备晚上的演出。
结果到了晚上，很多考得不尽如人意的学生根本没有来参加毕业晚会，倒是其他年级、其他学校的人来得比较多，理由只有一个——主持人是闻名遐迩的陶陶。
宁以沫也参加了那天的毕业晚会。
那天的晚会准备得极其粗糙，大礼堂的前排坐满了学生老师，晚到的人便七七八八围在后面，吃零食的吃零食、喝酒的喝酒、谈恋爱的谈恋爱，干什么的都有。
宁以沫和辜江宁、辜徐行到的时候，已经在调灯光、音响了。化着大浓妆，一袭红礼服的陶陶忙着试音，根本无暇顾及旁人。人群后面，好几撮外校男孩拼命地朝陶陶吹口哨。
辜江宁从礼堂后排拖了一张课桌出来，又搬出三张废弃的椅子。宁以沫配合地拿出纸巾，细细地擦拭起来。辜江宁环顾四周一圈，跟他二人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辜江宁前脚刚走，陶陶就从幕布后转了出来，快步走到辜徐行面前，拽着他就走：“男主持人感冒了，来不了了，赶紧帮我救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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