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在镇村共同努力下，黑河镇土地顺利交了出来，两户人家搬走，房屋被拆掉。
黑河镇按时完成了与变电站有关的征地拆迁任务，这给城关镇带来极大压力。城关镇在压力之下，征地与拆迁工作不免显得粗暴，粗暴之后便有了负面效果，参加征地拆迁工作的城关镇干部与村民发生了冲突。冲突之后，区政府办公室召集相关部门、城关镇和黑河镇一起座谈。
侯沧海了解变电站征地全过程，想起城关镇骑虎难上的尴尬劲，暗自畅怀。城关镇和黑河镇原本应该是兄弟乡镇，谁知黑河镇崛起得太快，风头盖过了老大哥城关镇，不知不觉中形成竞争态势。偏偏两个镇的党委书记都是老资格，互不认输，逐渐带动两个镇的干部互相不得劲。侯沧海是杨定和嫡系，在这一年里参与了与城关镇的明争暗斗，自然也对城关镇心怀淡淡恶感。
散会以后，侯沧海刚走到办公室，办公室电话铃声音响起，传来了老友周水平的声音：“快下来，我和建军等会过来，吃午饭。”
侯沧海、周水平和吴建军都是世安厂子弟，开裆裤朋友，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三人都是同班同学。高考时，平时成绩一般的周水平如有神助，考上了山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分到江州检察院；成绩最好的侯沧海在高考前仍然在钻研棋谱，只考上了江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分到黑河镇政府；成绩最差的吴建军发挥正常，没有上专科线。他没有复读，而是选择了当兵。复员后分到了世安厂。
下班铃响，等到杨定和离开以后，侯沧海才下楼。刚走到院子就见到周水平和吴建军。世安厂子弟的个头普遍较高，三人之中吴建军的个子最矮，也跨过了一米七。他长着一个门板身材，脖子粗短，颇为彪悍。
三人来到黑河餐馆，老板童国立照例散烟。老板童国立出去后，吴建军就将包间门关上，道：“沧海，你手头有钱没有？我在厂里办了停薪留职，准备自己出来做事。”
侯沧海惊讶地道：“什么时候办的停薪留职？吴叔同意？”
“现在世安厂不是当年的世安厂，效益差，发不起工资，与其这样还不如出来自己搞，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路。”吴建军尴尬地笑了笑，道，“我想自己做生意，但是差本钱，水平借给我五千，你手头有没有活钱？”
侯沧海自嘲道：“我的钱全部贡献给通信事业和交通事业，熊小梅刚出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存款见底啊。”
吴建军得知侯沧海面临的窘境，道：“我操，你比老子还穷。算了，我另外想办法，现在喝酒。”
等到杨兵来到餐馆时，三人早就喝开了。杨兵是典型的自来熟，很快就和吴建军打成一片，如同多年老友，互相敬酒。周水平是市检察院干部，相对含蓄一些，与杨兵只是略为寒暄。
吴建军唾液直飞地道：“想当年，我是第一个学自行车的，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徒弟，这一点你们要承认吧。”
世安厂处于深山，环境封闭，厂区水泥路又宽又直，自行车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很多小孩才会走路没多久，就学习骑自行车，连女孩子都会在宽阔道路上疯玩。
提起这事，侯沧海道：“不提这事还罢，提起这事我就冒火，当时我妹才五岁，被你带着骑28圈，把两个膝盖都摔出血了。我爸妈还认为是我带着水河骑车，把我打一顿。”
“侯水河后来骑自行车很牛，在世安厂运动会拿了女子自行车组第一名，这可是我的功劳。”吴建军又向杨兵介绍道，“小时候，我们三人天天都在一起玩，那时我们胸口挂着一把家门钥匙，放学就到厂区外小河里游泳，无师自通地学会狗刨式，还去挖附近农民的红薯、地瓜，掰玉米、向日葵，被土狗追了好多回。”
侯沧海道：“那个年代娱乐生活极度匮乏，看电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当时我们最盼望的是放露天电影，只要放电影，就带着板凳去抢占好位置。放映员旁边的空位是我们必抢之地。为了抢位子，与其他大院的小朋友打架次数不少。冬天最冷的时候也看露天电影，大家穿大衣，提火炉，在露天坝围成一个个小圈子。工厂周围有一种类似煤炭的石头，我们叫炸石，炸石丢进火炉子里就要发出轰的一声，建军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将悄悄将炸石放进火炉子里面。”
世安厂子弟们回忆起儿时生活，想起世安厂现状，很是惆怅。
喝罢酒，吴建军和周水平坐出租车离开黑河。
临走前，杨兵留下了吴建军的联系方式。
杨兵则和侯沧海一起回到黑河政府宿舍。杨兵进屋就不停抽鼻子，道：“我还是应该住在青树桥，这个屋里全是熊小梅的味道。”
侯沧海道：“那间房子我们都没有住过，少在这里和我鬼扯，明天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让你住在青树村，我始终觉得不对味。”
“我喜欢青树村，村干部对我都挺好，包青天家的炖鸡味道很霸道。”杨兵叹息一声，道，“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我休息得差不多了，久静思动，想到省城去，总得给自己找个事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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