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南华经.外篇.在宥章》中，叙述了以“中一”为主体，以礼法仁义为枝干，以民物为根本，以无为为实用的经世治国的无上经典。庄子说：“低贱然而不可不任凭的，是万物；卑下然而不可不依随的，是人民；隐藏然而不可不做的，是事情；粗略然而不可不陈述的，是可效法的言论；相距很远然而不可不增多的，是礼仪；顺依其性然而不可不敬重的，是道德；本于一统然而不可不变化的，是大道；玄妙莫测然而不可不顺应的，是自然。所以圣人观察自然的玄妙但不予协助，成就了品格的修养但无拘无束，行为出自道但不是事先的思考，符合仁义的要求但不依靠，靠拢了道义但不积不留，应合礼但不回避，接触琐事但不推辞，成功于法度但不任意妄为，依靠人民但不轻率地役使，遵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不偏离。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也就不会有纯正的品格；不通晓道的人，则无事可成。不通晓道的人，真可悲啊！什么叫做道呢？道有天道，也有人道。无所作为而处在崇高地位的，叫做天道；有作为并且劳绩卓著的，叫做人道。君王，是天道；臣下，是人道。天道与人道相较，相差太远，必须觉察。”庄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天道与人道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是道。道就是一，一也就是道。一生于中，却得到了“中一”之道，这样就能顺应万物的天性，顺应人的天性，所以说“道”是无为的，仁义礼法都要措施适当。所以庄子又说：“君子如果不放纵情欲，不炫耀聪明，寂然不动而灵活如龙，深沉静默而震动如雷，行动如神而合乎自然，从容无为而万物如风吹尘土一样自然运动，又何须我来治理天下呢！”
下面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政绩卓越，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做法。中国人甘心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虽然我们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及“东方不亮西方亮”等充满睿智、哲理性的通俗民谚，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人就追求持续的、永恒的平衡。中国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时一地的损失。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土遭受着列强铁骑的践踏，我们的肉体遭受着坚船利炮的摧残，但是我们在与侵略者的搏击中练就了坚强的民族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们巍巍如长城而屹立不倒。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平衡。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生存法则，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落实到了每位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吸引与排斥、正流与异化、割裂与归流、改良与保守、激进与稳健、功利与平淡、盲目与清醒、堕落与升华、停滞与跳跃，等等，都将在这种“行动”中走向中庸。因而，我们的生活不只是现在中庸，在未来更要中庸。
一定不要走极端
有个自称专治驼背的医生，招牌上写着：无论你的背驼得像弓、像虾、像饭锅那样，我都能医治好！
有个驼背信以为真，就请他医治。他拿了两块木板，不给驼背开药方，也不给他吃药，把一块木板放在地上，叫驼背趴在上面，将另一块木板压在驼背的身上，然后用绳索绑紧，接着，便自己跳上板去，拼命乱踩一番。驼背连声呼叫求救，他也不理会。结果，驼背算是给弄直了，人也死了。驼背的儿子找这医生评理，这医生反而说：“我只管把他的驼背弄直，哪管他的死活！”
人们有时候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负面的情绪，是想要造成破坏，伤害别人，以达到惩罚别人的目的。例如父母会殴打小孩，让小孩感觉到身体的疼痛，以补偿大人心理的痛苦。他们同时也想要强迫小孩对他们的权威和控制有即时而明显的反应，改变不当的行为。
但是，殴打小孩会造成孩子身体的痛苦和心里的怨恨，特别是如果父母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和挫败感，而不是为了使小孩受教育。随着小孩渐渐长大，父母有时必须改用其他方式教育他们的小孩子。正如一个海洋动物学家所说的，“我们不能让一只12 000吨的杀人鲸躺在我们的膝上殴打它，在它们做得不对时，我们必须寻求适当的方式训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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