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套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对赌行有足够的基金来源来应付持续的大额亏损，他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们无法忍受眼前有这么一位客户一直都在赚钱，那种滋味实在是太糟糕了。
无论如何，在其他对赌行所通行的理想交易模式在富勒顿交易厅是行不通的。在这里，我真正在买进或卖出股票。如果糖业股票的价格纸带上打出来的是105美元，我能预见到价格即将会下跌3个点。实际上，在纸带机打出105美元这个价格的那一刻，股票交易所营业大厅的交易价格已经是104美元或103美元了。等我卖出1000股糖业股票的交易指令抵达富勒顿交易厅经纪人手中时，价格可能已经下跌了。在得到来自交易员的成交报告之前，我根本无从得知我到底以什么样的价位卖出了我的1000股糖业股票。如果我在另一家对赌行做同样一笔交易肯定可以赚取3000美元，但在富勒顿的交易所也许一分钱也赚不到。当然，我说的是极端情况，不过，富勒顿的营业厅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报价纸带上对我显示的数字都是过时的，我的理想交易模式也成为历史，只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还有一点，如果我的交易指令大到一定程度，我自己的这一笔卖出就足以压低价格。以前在对赌行交易时，我不用考虑我自己的交易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我在富勒顿交易厅的失手完全是由于交易规则的差异。导致我亏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合法交易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此地交易规则的无知。周围的人早就对我说过，我纸带读得好。但是即使是一个读纸带的专家也帮不了我。也许，我应该自己去交易大厅做个场内交易员，也许交易结果会好很多。如果置身于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中，也许我的交易模式很快就会适应现场的条件。当然，这个系统也不是无懈可击。举例来说，如果按我现有的规模来操作，我照样会输掉，原因是因为我自身的交易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
简言之，我当时并不懂得股票投机交易的游戏。我只了解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它对我而言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有价值。但是，如果凭我拥有的一切我还是不能赢利，那么场外的那些更无经验的参与者还有什么机会取胜，或者指望什么来赚钱呢？
没多久，我就意识到，我的交易方法在哪个地方可能出了问题，但我就是不明白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有时，我的交易模式运作得很流畅，然后，突然之间，除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就没有别的了。记得那时我不过22岁，并非我固执己见而不想去探究错在哪里，而是因为这个年龄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是懵懵懂懂的。
营业厅的人对我都很友善。由于他们所规定的保证金要求，我不能尽情交易，但是老富勒顿和公司的其他人对我实在太宽容了，经过了6个月的活跃交易之后，我不仅亏掉了我带来的本金和我在这里的盈利，而且还欠下了公司几百美元的债务。
看看，这就是那时的我，一个毛头小子，从来没出过远门，现在彻底破产了。可是我知道，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问题完全出在我的交易规则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股市上发脾气。我也从不和纸带较劲，对股市恼火无济于事。
我渴望恢复交易，一分钟都没耽搁就跑去找老富勒顿，我对他说：“借给我500美元，好不好。”
“借钱做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用钱。”
“要钱做什么？”他又问了一遍。
“当然是做保证金。”我回答。
“500美元？”他皱着眉头再问，“你知道，他们要你保持10％的保证金额度，这就是说，每交易100股你就需要1000美元的资金。我给你一个信用额度不是更好……”
“不，”我说道，“我不想要这里的信用额度，我已经欠了公司的钱。我只想请你借给我500美元，这样我就可以拿出去赚一笔钱再回到这里。”“那你打算怎么做？”老富勒顿问道。
“我要去找另一家对赌行交易。”我告诉他。
“就在这儿交易吧。”他说。
“不，”我说，“在这间营业厅交易我没有把握盈利，但是，在别的对赌行里我一定能赢。我懂得那儿的游戏规则。我已经知道在这里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他借给了我，我离开了这间使我赔光了全部家当的营业部，被称为“对赌行克星”的年轻人如今一文不名。我不能回到我的家乡，那里的对赌行不会再接我的生意。我也不可能继续待在纽约，在那个时代，纽约找不到任何经营股票的对赌行。他们告诉我，在19世纪90年代，百老汇街和新街到处都挤满了这样的对赌行，可当我需要找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偏偏一家也没有了。于是，我想了想，决定去圣路易斯。我听说那里有两家这样的对赌行生意做得很大，其势力遍及整个中西部，他们的利润一定很丰厚，十几个城镇都有他们的分号。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在东部，没有哪家对赌行的交易规模可以和这两家相提并论。他们公开营业，上流社会的人心安理得地在这儿交易。有一个家伙告诉我说，其中一家对赌行的老板是某地商会的副主席，不过不可能是圣路易斯的商会。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要大展身手的地方，我要用仅有的500美元借款赢一笔，好放在A.R．富勒顿公司，我要用我赚到的这笔钱作保证金，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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