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邓小平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 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直言不讳。在1979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雪莉· 麦克雷恩（Shirley McClaine ）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西红柿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15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14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16岁那年他去了法国，分派给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直到70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时，邓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他比邓小平大6岁——领导下的那个小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他当时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国学生传播左派思想的宣传册，所以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但他实际上变成了周恩来的徒弟，能够观察这位去过日本和英国、已是圈中青年领袖的人如何建立组织。尽管邓小平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进入欧洲的共产党青年组织执委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刚刚开始在这里培训中国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邓小平被编入第7组，这个组专为培养国际共运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而设。他在中山大学有机会理解苏联如何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他们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运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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