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出访日本，是要争取日本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但是他也清楚，除了美国以外，或许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日本那样有助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日本拥有现代技术和高效的管理；它在如何加快发展、扩大现代工业、从以管制为主的经济转型为更加开放的经济等方面都能为中国提供经验教训；它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的近邻；并且很多日本人愿意向中国提供慷慨的帮助。邓小平知道，为了搞好中日关系，需要让日本人相信中国是稳定的，而且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他还知道，他必须克服国人对于同过去的敌人合作将会产生的抵制。
在邓小平访日期间，随行的中国电影工作者所拍下的画面将有助于改变中国对战后日本的看法。他们制作的电影展示了现代的工厂和铁路，也展示了友好的日本人欢迎中国客人，并表示愿意为中国提供帮助的画面。邓小平知道，这些画面对一直接受仇日教育的中国民众十分重要，能帮助他们接受将日本人视为客人、雇主和老师——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不亚于说服日本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夺取台湾，使其成为它的殖民地，自那时以来，它便一直是中国的敌人。1978年时那些4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对抗战的苦难记忆犹新；而且30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或学校和单位大喇叭里的广播，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些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传播那些有关日本人侵华期间累累暴行的记录，是最有效地激发爱国主义的宣传方法。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做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年轻时曾激烈抨击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但是当他担任要职时，他会依据所看到的国家利益变化而审时度势。对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点，他不存有任何幻想；并且在与之合作时，他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利益。但是在1978年，日本和美国警觉到苏联的扩张，都想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这就为邓小平带来了一个可能合作的机会。
对邓小平而言，要说服中国那些充满激情的爱国者，让他们向日本学习，是需要政治勇气与决心的。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有政治基础来和曾是旧敌的中国发展关系，是因为他已向人们证明自己是坚定的反共派；同样，邓小平本人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军人，他一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能够采取大胆的措施改善中日关系。
邓小平在访日之前首先要与日本谈成一个条约，以便为他的访问铺路。毛泽东和田中角荣首相在1972年匆忙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此后中日关系一直停滞不前。毛泽东和田中没有处理建立使领馆、通商和促进民间交流等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法律问题。在赴日之前，邓小平首先要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当邓小平1977年夏天恢复工作时，为了签订一个加强中日关系基础的条约而进行的谈判已经拖延多年，其中关键的症结是日本不愿接受中方将反霸权条款写入其中的要求，该条款规定两国同意不谋求在该地区称霸，也反对任何其他寻求称霸的国家。 注释 中国经常提到的“反霸权”一词，最初是由基辛格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见Henry Kissinger,“The China Connection,”Time, October 1, 1979 。 中方谈判人员想让日本进一步疏远苏联，他们清楚这个反霸权条款会激怒苏联。1976年9月一名苏联飞行员驾战机叛逃到北海道，日本人和美国人一起分析了飞机的性能，并且拒绝将其归还苏联，从而导致日苏关系的恶化。不过，日本是一个贸易国家，当时它在境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尽量避免与任何国家全面对抗，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它不想跟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对抗。
中方最初提议两国政府通过谈判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但日方回答说，它已在1952年与代表中国的蒋介石政府签订过《中日合约》。于是中国又提出建议，就像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两国签订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但是直到1977年这一思路仍未解决问题。田中角荣的继任者三木武夫首相和1976年12月取代他的福田赳夫首相都做出过努力，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拒绝与立场坚定的中方妥协。无论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上，邓小平都对慢吞吞的民主议事过程感到不耐烦，他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不过尽管日本人有国内政治的麻烦，他仍然和他们保持着交往。
在双方仍在僵持不下时，邓小平于1977年9月和10月分别接待了一些来访的日本政界领袖，中方认为他们对中国抱有同情，这些人中包括二阶堂进和河野洋平。邓与他们探讨了达成条约的可能性； 注释 裴华：《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50–54 页。 同时，日本国内的各种商业团体和地方社团热心于增加对华交往，也在游说以更灵活的方式签订这样一份条约。 注释 同上，第47–50 页。 前财政大臣福田赳夫是个聪明的前大藏省官员，曾经提出过由日本向东南亚邻国提供援助的“福田原则”，因而得到其他亚洲领导人的赞扬。福田在1977年11月28日组阁时任命园田直担任外相。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园田直是最有可能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官员。 注释 园田直的回忆见园田直：《世界· 日本· 爱》（东京：第三政经研究会，1981），第174–185 页。 福田赳夫鼓励园田直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谈判，早日解决阻碍签约的争议。 注释 黄华对中日关系谈判的记述见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308–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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