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共还没有为高级干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处理下级干部的退休事务不是问题：上级干部制定规章，下面执行就是。麻烦在于如何对待北京的高层领导人。这就需要制定有关退休的一般原则，党的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棘手之处在于细节：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这些老干部训练和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如何处理这几百名老干部的退休问题？
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做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挂钩的各种特权。老干部不难看出邓小平是要让他们变得“有名无权”；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对军队的退休问题提出过类似方案。后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此时，邓小平本人也打算在几年内退休。8月讲话的几天后，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Oriana Fallaci ）问他是否会辞去副总理职务，邓小平说，“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 这个] 制度上的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几周以后，邓小平又对老一代不“开明”表示气恼。12月25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10天的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说：“中央在最近一年中多次强调，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982年2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 注释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5. 中顾委的全部172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 注释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p. 55–56; Ibid., pp. 144–145. 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年到15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但是邓小平也确立了在这些老革命辞世后将取消中顾委的原则。以后所有的职务也都会有任期限制。中顾委按原定计划于1992年解散，它给了老干部荣誉地位，减少了他们的权力。
《苦恋》和文化限制
胡乔木在1981年7月请邓小平拍板决定，刚拍摄完成的电影《苦恋》是否可以公映。提请邓小平注意是因为它的内容很有争议性，而且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剧本拍摄，电影剧本《苦恋》于1979年9月刊登在《十月》杂志上，讲述一名艺术家在日占时期被迫逃离中国，在海外过了一段好日子后，1949年决定回来报效祖国。因为有海外经历，这名艺术家总是受到怀疑与迫害，但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国家。艺术家的女儿打算出国时，他不愿让她走，失望的女儿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两人谈话后不久，这位艺术家死在逃避红卫兵迫害的路上。在邓小平观看的电影版本中，父亲思考着女儿的问题，在雪中蹒跚而行，最后倒地而死，他的身体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邓小平看过电影后说，它“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承认电影拍得不错，但这只能使它更加危险：“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注释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208 页；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20 年纪实》（上下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下册，第479–480 页；SWDXP-2, pp. 368–369; Richard Kraus,“Bai Hua: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a Writer,”in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p. 185–211. 剧本的部分内容见Michael S. Duk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8–112; W. J. F. Jenner, “1979: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no. 86 (June 1981):274–303 。 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为那些试图对“文革”受难文学进行区分的宣传干部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 注释 这类文学的部分作品见Xinhua Lu et al, The Wounded: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1979); Perry Link, ed., Stubborn Weeds: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rry Link, ed., Roses and Thorn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80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inyan Liu, People or Monsters?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对这些作品的背景说明见Link 著作的导言以及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另参见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对这位作家的作用和写作背景的说明见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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