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北京：1989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还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他们尊敬的领导人表达敬意。他们最初开始集会时，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最初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上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采取清场行动，恢复了秩序。
当时邓小平已84岁，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做出的反应。但是他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他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政治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想避免流血。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相信必须坚定立场，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他更加直接地掌管着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的措施。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什么样的自由形式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于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其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人们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乏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部分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同情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口号：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这些青年人发自内心的温和诉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驻华外国记者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限制，因此热衷于倾听学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们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的声音传播出去，为他们争取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导人会动用人民解放军。
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一些人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后不久，出席了1989年4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便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7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邓力群是1987年1月批胡的带头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赵紫阳则曾经参与过阴谋，也整过人。 注释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 ）：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466–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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