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的两次公开讲话后，邓小平很少再公开露面，有关他生病或去世的谣言不绝于耳，报纸不得不时常刊登声明予以否认。其实，邓小平在6月中旬出席了十三届四中全会，7月初，会见了布什总统的特使斯考科罗夫特，随后便去了北戴河，那里是高层官员夏季疗养的地方。
四中全会
天安门事件过去3周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肯定了过去两个月为制止动乱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当的。全会公报赞扬了邓小平等老干部面对动乱时发挥的作用，赞扬了军队和警察的贡献。全会还正式批准了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老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要坚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一些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弥合双方的鸿沟？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向江泽民交班
对于如何能使接班人维护团结，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有过很多思考。鉴于群众对“六四”事件的反应，他很高兴他们选出来的人与此无关，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亲自参与在北京恢复秩序的工作而受到影响，因此，直到6月24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 注释 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Crown, 2004), p. 173. 邓小平在这时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党和群众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果断移交了权力，并不是在匆忙推出一个接班人。党内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人物；虽然他们在1978年并未授予邓小平最高头衔，但是他们在1989年给予江泽民这种头衔，以便他能够得到作为有效的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权威。
在“六四”后的几周里，邓小平有理由对江泽民的表现感到满意。江泽民学得很快并与推选他的党内元老——除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先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他一起来到北京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党内多年从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曾庆红通过他知道了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他母亲邓六金是延安幼儿园的园长，许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孩子。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了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北京政坛上周旋。江泽民难以与根基深厚的邓小平相比，邓在北京有几十年的经验，对同事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所以江泽民要依靠曾庆红等精明的部下来处理好这些关系。
1989年8月17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等人从北戴河回来后，又在1989年9月4日把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最后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健在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人发挥一定作用。
邓小平指示说，预定于1992年召开的下一届中共代表大会要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由陈云担任主任的委员会，只是作为一个“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临时机构成立的。邓小平宣布，他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退休时，就像政府其他部门的退休过程一样，要越简单越好。 注释 同上，1989 年9 月4 日；SWDXP–3，第305–311 页。他还说，他的追悼会也要越简单越好。 邓小平然后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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