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和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冬时，曾经与江泽民和接替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基做过交谈。朱基在北京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把他视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满自信的领导能力，又有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难得的改革魄力。1990年2月，邓小平会见了朱基和上海其他党政军干部，与他们讨论如何为当地的发展点火。
2月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对李鹏总理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有一件事还是要给你讲一讲，你要更多地关心一下上海浦东的发展。”两周后的3月3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向他们宣讲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又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定于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将要研究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草案。在会议前夕的12月24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再次给他们上课，讲明加快发展的道理。他强调了在2000年以前让经济翻番的重要性，鼓励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担风险。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副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 注释 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Crown, 2004), p. 205. 但是邓小平的课依然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他多次请求，七中全会仍然受到谨慎的稳健派主导，他们更加担心的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经济过热。
邓小平于1991年1月28日乘专列去了上海，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0日。他既是为了冬季休养，也是想再次为经济增长点火。听过朱基的汇报后，他视察了航空和汽车工厂，还有将要成为世界第三大悬索桥的南浦大桥的建设工地。 注释 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第204–222 页；黄宏主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127–149 页。 邓小平重申他在1990年说过的话：1979年开放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以及他希望能够利用上海的人才优势。他强调开发浦东不但对上海市，而且对整个长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说，金融——有意避免使用名声不好的“资本”一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想在金融领域获得国际地位，得靠上海。
邓小平在1991年并未能使他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除夕时他和杨尚昆、李先念一起给上海负责人拜年的画面上了全国的电视，但并没有提到他要加快上海发展的努力。邓小平的意见甚至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不过，他在1991年也取得了两个小小的收获：他争取到足够的支持，把朱基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他还让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几篇文章，尽管用的是化名。1991年3月和4月，上海的干部让《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讲话，整理出了4篇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没有暴露与邓小平的关系，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评论”，又可指“辅助邓小平”）。 注释 同上，1991 年2 月15 日，3 月2 日，3 月22 日，4 月12 日；《硬 黄宏主编：道理:南方谈话回眸》，第130–136 页。 第一篇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于3月3日，批评了“一些同志”把市场说成资本主义。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利用资源的两种不同方式，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政治圈里的人在猜测“皇甫平”的文章背后究竟为何人，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那是邓小平。
1991年10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借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机，支持更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为另一方说话的邓力群则在1991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警告说，阶级斗争很尖锐，存在着“和平演变”——即用资本主义逐渐取代社会主义——的危险，这正是自由派梦寐以求的事情。1991年底，当干部们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做准备时，战线变得明朗起来。稳健派在11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会上仍占上风，于是邓小平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要采取行动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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