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作战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与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完全相反，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去占领全国的大城市，理由很简单：列宁当年并没有在俄国的哪个角落先开辟出一个根据地，等把俄国的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之后，才去夺取国家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发射出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老巢——彼得堡皇宫那空旷的院子里，武装的工人和水手没等炮弹的硝烟散尽，就把皇宫的铁栅栏门砸开冲了进去，然后站在宫殿的台阶上向全世界大声宣布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诞生。
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阻击，在反复的拉锯战之后，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三发炮弹发射了出去。国民党兵从未领教过红军的炮弹，以为主力部队包围上来了，慌忙趁着夜色撤退了，这便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描绘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天晚上，红军开了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叫《毛泽东空山计》，戏中的毛泽东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国民党军这时需要调兵遣将的地方已不仅是江西了，因为与江西毗邻的湖南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其领导者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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