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三千人，地方武装五千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从二月底至三月初，红军一再向赣州发起攻击。攻击西门的红三军团一师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攻击南门的红三军团二师组成了突击队，把炸药秘密埋在了城墙下，但是炸药用量的计算失误导致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队员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下。攻击东门的红七军爆破成功，一度冲进城墙内并占领了城楼，但在国民党军猛烈的反扑中，坚守城楼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军开始大量增援赣州，当红军准备再次爆破时，城内的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的国民党援军也发起了进攻。在腹背两面受敌的时刻，一师政委黄克诚亲自组织部队用大刀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展开肉搏，掩护大部队撤退。赣州一役，红军伤亡三千多人，红四军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接下来发生在水口的战斗，被称为“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战斗几乎全部在肉搏中进行，沟渠中双方官兵的尸体交错重叠，河水因为注入了浓浓的鲜血而流动迟缓。严峻的局面使红军领导人毅然放弃了城市攻坚战，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在战略转移中寻找有利的战机。红军先战黄陂，左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俘虏了师长李明；右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活捉了师长陈时骥。再战草台岗时，红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红军连续两战两捷，迫使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并且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一九四九年赢得胜利。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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