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圩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二十四师外，全部是地方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军区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团，福建军区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等，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
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了蒋介石的碉堡无法阻挡住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的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
十月十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九一一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八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了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舞”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梅坑阳光灿烂。梅坑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五十七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五十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四十八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将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
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四十九年后贺子珍忧伤地离世，她再也没见过这个孩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三十一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了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彬，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亭，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枪支一千九百八十八支，子弹七万零六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二千三百六十一颗，梭镖三十六杆，马刀二百一十六把，迫击炮十六门，炮弹八百八十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枪支二千二百四十支，梭镖三千二百七十七杆，马刀六十七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一万四千六百件，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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