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
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七十里，于是早上就出发，一直走到半夜也许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沾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少了三分之一，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了绳子，前边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二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边界以后，粤军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了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
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梁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和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可能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很坚决，他带领他的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了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了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了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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