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十二月一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九三四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
十二月一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追击。“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桂军还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飚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飚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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