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堵部队是：
湘军陶广纵队一部加四个保安团驻守沅陵及沅江沿岸，防止红二、红六军团南下进入湖南腹地；
鄂军第三十四师封锁通往长江的主要道路；
湘军李云杰和李韫珩的两个纵队，以及第九十二师和新编第八师，共同部署在湘黔边界上的铜仁、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以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红二军团兵力为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兵力为五个团约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总计兵力约一万一千七百余人。
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兵力超出红二、红六军团十倍以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报告作战部署并请示可能转移的适宜地区。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所以中革军委给第二、第六军团的回电颇显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清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疾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中央红军开始第四次渡赤水河的那一天，在赤水河以东五百公里处的后坪，红二、红六军团对湘军李觉部打响了一场伏击战。后坪位于大庸至永顺间的咽喉要道上，红二、红六军团计划趁李觉部渡过澧水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红军的伏击圈已经设置完毕，但李觉部却因为天降大雨而停止了渡河。军团领导担心敌人察觉红军的意图，便让部队后撤一段距离，只留下一个团在伏击战场警戒。第二天拂晓，负责警戒的五十三团突然和渡过澧水的李觉部接触了。军团当即命令主力部队迅速向敌人靠近并发起攻击。十七师的攻击受阻后，四师接替了他们继续进攻。六师的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但是，直到黄昏，敌人的主阵地始终没有攻下来。在新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李觉投入了预备队开始向红军的侧后迂回，红二、红六军团为避免被敌人合围撤出了战斗。后坪一仗，红军毙伤敌军约五百，却付出了伤亡七百的代价。战斗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国民党军兵分五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始了急速推进：陈耀汉部占领了桑植县城，并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镇；郭汝栋部占领了大庸以西的罗塔坪；李觉部一部推进到石堤溪，一部在向永顺推进；陶广部一部推进至永顺西北的农车地区；张振汉部则直接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和被服厂所在地塔卧镇地区逼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距离根据地中心最近仅剩二十五公里的路程，最远也只有六十公里了。
严重的敌情使红二、红六军团意识到已不可能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大的敌人进行决战，因此决定暂时放弃以塔卧镇、龙家寨为中心的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封锁，北渡长江，进入神农架大山的南部寻找新的立足点。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州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漳［南漳］、兴［兴山］、远［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恩施］、鹤［鹤峰］逼近鄂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复电红二、红六军团：
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整编了部队并安置好伤员后，最终放弃了刚刚开辟的根据地，开始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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