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大多没有在崎岖的山路间急促行军的能力。此时，郭汝栋部在四天的路程之外；而汤恩伯的部队干脆回去了，原因是“要防止广西军队进入湖南”；只有李觉和陶广的部队追得很紧，其中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师距离红军最近，其前锋已经接近芷江。
但是，年总是要过的。
这里的土豪很多，土豪的肥猪也很多，因此红军官兵很高兴。新年的晚上，炊事员们很忙，官兵们都来帮忙，把猪肉和鸭子炖得很香。第二天中午，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刚要享用，枪声响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炊事员们急忙把肉捞起来放在筐里担着就跑。
既然李觉的第十六师已经过了沅江，红军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把李觉纵队还没有过江的第十九、第六十三师阻击在沅江以东；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一个伏击，把独自冒进的这个第十六师吃掉。战斗目的一是阻止敌人的追击，二是如果仗打好了就可以回湖南去，因为在黔东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难以实现。
便水，位于冷水铺西侧，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一月五日，红军由晃县龙溪口地区掉头，迎着敌人的第十六师而去。下午两点半，红六军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旅突然遭遇了。此刻，红军还没有到达预定的伏击地点，他们没想到敌人的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双方的战斗很快就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国民党军依仗着优势火力沿着公路猛烈突击，战斗一开始就显示出对红军不利的情势。这时，红二军团四师赶到了战场，没有停歇就加入了战斗。红军试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迂回到便水截断敌人后续部队的渡河点。但是，没想到的情况又发生了，敌人的另一个旅已经渡过了沅江，到达了新店坪，与赶去截断敌人后续部队的红军迎头撞上。迂回敌人后路的红军反被敌人阻击了。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红军的推进十分缓慢，战场上的来回拉锯使战斗成了一场消耗战。而这种战斗状态正是国民党军所希望的，因为只要把红军牵制在战场上，增援部队一旦到达就可以迅速形成总攻态势。
如果在这个时候，红二、红六军团果断地撤出战斗，所遭受的损失也许不至巨大，但是撤离战场的命令始终没有下达。战斗一直打到一月六日的下午，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九、第六十三师相继到达。红军原来计划集中力量打敌人的一个师，现在已经变成了要打三个师，战斗的性质即刻从伏击战变成了决一死战。第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从敌人的左翼插了进去，位于敌人右翼的十六师也横插着打过来，给敌人造成了一时的被动。但是，两个师都没有后续力量补充，因此没有能力巩固和扩大战果，在增援敌人的猛烈反击下，先后被迫开始撤退。
便水一战，红军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而且官兵伤亡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四师十一团团长覃耀楚，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参谋长常海柏在战斗中阵亡。
二十六岁的红军参谋长金承忠在率领部队赶往战场的时候，正好从红二军团六师的阵地前经过。六师政委廖汉生曾在四师代理过政委，因此两个人很熟。当时廖汉生看着四师的队伍开过去，就对金承忠喊：“喂！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呀，你老兄可不要被打死哟！”
金承忠参谋长还大声答应了一句：“好哇！”
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廖汉生就听到了金承忠阵亡的消息——廖汉生说：“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便水一战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心中一个无法消除的痛。“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倒一个师？”贺龙数十年后回忆说，“要脱了裤子谈！”——“脱了裤子谈”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
便水战斗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敌情的估计不足外，两个军团的相互协调也不够，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时都出现了配合脱节。同时，部署上没有对保护侧翼的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敌军陶广纵队在红军侧后的出现几乎是致命的。
红二、红六军团不但没能如愿地往回走，而且只有离开湖南继续深入贵州腹地。
红军急速地越过湘黔边界，先后占领了贵州东部的江口和石阡地区。
在江口镇，奉命留在老根据地的十八师追上了军团主力。
全师仅剩六百余人的十八师被缩编为五十三团。
石阡地区，最先开始军事转移的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这里那个名叫甘溪的小镇令红六军团的官兵难以忘却。一年多之后又回到了这里，军团长萧克和政委王震都心情异样。因为尽管眼前群山叠翠，但他们知道红六军团曾有太多的官兵牺牲在这里。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在石阡县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放弃原来在这一带建立新苏区的计划，因为这里“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同时，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红军展开运动作战。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西部建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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