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陷入了困境。
互助银行的职员下出租车后，罪犯从他身后用“铁榔头或是斧子背之类的东西”朝其后脑勺猛击之后逃去了。作案过程极其简单，并不需要策划，谁都能做得来。可正是由于这件凶案过于明了简单，这才让调查陷入了困境。关键线索一条也没能得到。
案子就这样拖延了一星期。报社记者催问不已，所辖警察署的搜查本部则苦不堪言。
遇害者的交际关系很广，工作上也有无数的熟人。光是过去三年的合作伙伴，撇开客人与银行职员的立场，可以说全部都是他的熟人。而银行方面的关系，如果把银行的分行也包含进去，调查起来绝非易事。不过，所有这些人不过是些酒友而已，根本就没有一个深交的朋友。总之，遇害者的交际范围既广又浅。如果这次杀人事件的动机真的潜藏在这广阔的交际圈中，调查会变得万分棘手。
酒吧那边也说，他只是名普通的顾客，并没有与女性产生什么特殊关系。依田德一郎属于那种一通豪饮海扯后便离去的顾客。他喜欢淫猥之谈，却并无特定对象，这样一来就得怀疑所有的顾客和酒吧的女人了。当然，倘若这其中隐匿着谁都不知道的秘密，那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搜查本部很努力，可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仍没能发现一个重点嫌疑人。
于是，发现尸体的那名公司职员便再次成为了怀疑对象。虽然他已经接受过一次排查，可当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二次嫌疑便再度返回到发现者的身上，这似乎是警察署的惯常做法。
搭载遇害者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如此。他声称是在案发次日看到了报纸才来警察署供述的，这也让搜查本部感到了再次调查他的必要。过早地向警方申报会被怀疑，而过分着急与警方配合也是同样可疑。
莫非，罪犯原本就知道依田德一郎会在那一时刻回到那一地点，然后潜伏在那里？
被传唤到搜查本部的司机接受了如下讯问：
问：“在你把那名遇害者从新宿载到案发现场的途中，你身后有没有车辆尾随？”
答：“在我行至站前大街之前，周围一直有车，所以我也说不清楚有没有跟踪的。不过，当我进了小道之后就只剩下我的车子了。因为那是条断头路，如果有尾随的车子，我立刻就会发现。”
问：“可是，就算没有跟到现场，也不能排除没有车子在后面尾随啊。比如说，对方可能跟过了道口，到途中的岔道停下来之类。”
答：“不会的。因为我记得当时自己还琢磨，过了那道口后怎么连一辆车子都没有啊，真凄凉。”
问：“那，在你把这名乘客从新宿带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中，中途有没有别的乘客上下车？”
答：“没有。”
问：“你再好好想想，人有时也会记错的。”
答：“我再怎么想也没有啊，有的话我马上就能记起来。因为我一直在同那位乘客搭讪。而且到了车站附近后，这位乘客就打起瞌睡来，为了询问方向，我还不时地把他给叫醒呢。”
至此，司机才恍然大悟：原来，办案的警官认为是自己把罪犯和遇害者拉上了同一辆车。于是他的声音尖锐起来，强调自己所说的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既然如此，那请你把乘客送到现场时的情形再描述一遍。”
司机又原封不动地叙述了一遍。他知道，警方要自己把同一件事再重复一遍，一旦前后描述稍有差错或是出现矛盾，自己立刻就会遭到追查。于是，他便刻意小心地、尽量不出错地又描述了一遍。可是，无论再铁的事实，人一旦被这种意识羁绊，舌头也会不由得僵硬起来。司机中途甚至咽了好几次唾沫。
“你们在车子里的谈话，除了你上述的内容外，还有没有谈过其他可疑的内容？”
“没有。”
“你是第一次见到遇害的依田吧？”
“当然。我从不认识这位乘客。”
为谨慎起见，警官又追问司机：“停下出租车折返回去时，前车灯一定照亮了附近，那时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司机跟前面一样，仍是摇头。
“既然是回头的空车，那你又是在哪里拉上下一位乘客的，又把他送到了哪里？”
看来，警官还怀疑是他在回程时搭载了案犯。司机不禁被警察的想象力惊呆了。
“到了涩谷后我这才拉上了一位乘客。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根本就没有人会从绿町去市中心。”
“那你把那个人送到哪里了？”
“他要我把他送到港区的二本榎去，我就送了。日报上都写着呢。”
“描述一下客人吧？”
“似乎是在酒吧坐台的一个女人，年龄有二十四五岁。”
“那你跟那女人谈话没有？”
“没有，对方一直在默默地抽烟，所以就什么都没说。”
询问至此，司机这才获得了自由。
与发现尸体的公司职员的对话则如下：
问：“你跟依田先生熟吗？”
答：“不，从未见过面。”
问：“可是，依田先生不就住在你家附近吗？”
答：“就算是住得很近的邻居，我也有好多不认识的。而且，我两年前才搬到这儿，以前早就住在这儿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
问：“听说依田先生是一年前才搬来的，比你还要晚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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