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形、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裤兜。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人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代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一伙，让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还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连同阿书，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而且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阿书马上把四分之三的脸对着我：“这小子说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转脸盯着他的侧影，“肯定吹牛。说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还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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